台湾渔村的寺庙多，迎神祭典最是欢哗喧天，热闹非常。读小学那晌，我也参加过游艺阵头。迎神赛会时，阵头绕境，家家户户都香烟袅袅。但凡备有香案，我们都得舞弄一番；有时遇着熟识的亲戚邻居，他们含笑望着，我难免赧然，颇不自在，但是，也仍依旧循着阵式，照常耍弄。这阵头套式，也不知舞动了几番又几回；在那无数次里，或轻松、或拘谨、或随意，不一而足；但是，独独有一回，忽地就全心全意唯虔唯诚了起来。那回，是在庙埕，对着庙口正门，鞭炮异常响亮，大家也格外认真，因为，我们都意识到，这是在神前。
我小时候心思明净，在神之前，就像乍然独立于天地之间，其实，不涉迷信，无有巫魇，也完全没有偶像不偶像的问题，单单纯纯，就只是一份虔敬与明亮。长大之后，我读《礼记》，开篇便看到了“毋不敬，俨若思”，顿感亲切；因为，这样的“毋不敬，俨若思”，压根就是我幼时立于神前的那番明净与诚意。这样的心思明净，其实正是中国所有祭祀的本质。当然，后代不乏淫祀，歷朝也偶有邪教，但是，那毕竟都只是偏离了主题，暂时混浊了；根本说来，祭祀之清严，仍是中国文明最紧要之基柢。
直至今日，台湾民间仍处处可见此等清严。民间多祭祀，但凡重大的祭典，必伴以音乐。传统台湾的庙宇，也因此常有轩社，或南管，或北管，或唐宋风韵，或中原音声；祭典时，奏者居于神前，端正清和，如子亦如弟。我看他们在神前的唱奏，忽忽就想起了我年幼时在神前的蹈舞，都是一心一意，唯虔唯诚，都是无有机心，无有取媚。换言之，这都不是现代意义下的“表演”，这都是“非表演”。
中国民间的音乐，向来都是“非表演”；至于中国文人的音乐，则是“反表演”。因为，凡中国所有乐器，原先皆是道器，都是居于神前。早在殷商时期，音乐就已是沟通天人之媒介；而后《尚书》戒“恒舞酣歌”，正因音乐本是清严不可轻慢，不可浮滥。商周之后，历代尽管多有递嬗，但中国音乐却未曾脱离这个清严的原点。因此，民间的音乐，要不敬神，要不会友，要不就是自娱，皆非为了他人观赏，更非哗众取宠的所谓表演之事。至于文人的古琴，更彻头彻尾就是进德修身、溶于大化之道器。古琴可以自抒丘壑，也可以相互唱和；可以是个人之修养，也可以是人我之感通。这样的古琴，流露本然，无可做作，最忌虚矫；这样的古琴，不仅无关表演，更是自觉地“反表演”。
可惜的是，百年以来，中国文明沦丧，文化主体尽失；其中，又以音乐为甚。从此，中国音乐从体质到形式，从美学到表现，几乎都向西方一面倒，很难再见自家的本来面目。从此，但见繁复高难度的技巧，取代了真实生命的感怀；但见哗众取宠式的炫技表演，在中国音乐圈里大行其道；但见演奏家以夸大的肢体语言，相竞在舞台上讨彩取媚。即使是“反表演”的古琴，也逐渐失去了那最根本的自觉。于是，我们才会看到上回奥巴马访问大陆时，欢迎晚会那琴家令人错愕的“演出”：弹的明明是“高山流水”，但从其表情、其化妆，再到那俗艳不堪的表演服装，完完全全无法与“高山流水”的内蕴有任何联结。“高山流水”本是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本是“不舍昼夜”，一任自然；这曲子原最该内蕴醇厚，又岂能像那演奏家如此张扬俗伧呢？
凡中国乐器，皆是道器，这是中国音乐之原点。即使真要当众演奏，也必须时时保有这份虔敬，不张扬、不讨好、不“洒狗血”。已故的胡琴大家刘明源，当年每在一曲奏毕，便将琴弓迅速拉回原位，行礼之后，自行离去，颇有剑客一击必中之后飘然而去之风。刘明源这般截然利落，固然缘于他对掌声喝采之淡然，也缘于他无心讨观众的好，更源于他心中比许多当红的“演奏家”都明白，什么才是中国音乐。
——摘自薛仁明老师《人间随喜》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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