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国乐的一代宗师——刘天华


  刘天华像



  

 

    刘天华,原名刘寿椿,1895年2月4日出生于江苏江阴市澄江镇,1932年6月8日逝世于北京,年仅37岁。


  刘天华毕生从事民族音乐的创作、演奏、教学和民族器乐的改革,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为我国近现代民族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推进了二胡等民族乐器现代专业化的发展进程,创立了中国的二胡学派,并创作了“十大二胡独奏名曲”和三首琵琶独奏曲,为我国民族器乐宝库增添了不朽的艺术珍品。


  自幼喜爱民乐


  刻苦学习音乐


  刘天华出生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刘宝珊是一位主张新学的教师;哥哥刘半农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文学家和文字学家,对刘天华影响较大;弟弟刘北茂受刘天华的影响,后来也成为著名的作曲家、二胡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刘天华和刘半农、刘北茂三兄弟,以其在音乐、文化等多方面的成就,被世人誉为“刘氏三杰”。


  刘天华七岁左右开始就读于父亲在家乡主办的翰墨林小学,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育,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基础。他的家乡江阴,有着浓郁的民间音乐氛围,不仅有富于生活气息的民歌小调,还荟萃了外地的各种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儿时的刘天华就对音乐有强烈的兴趣。在家乡,平时有个红白喜事,民间吹打班子的乐声总会吸引刘天华,令他沉醉其中,手舞足蹈;每逢春秋祭祀,刘天华也会跑到附近的庙庵里,聆听动人的钟鼓和悠扬的丝竹,如醉如痴,流连忘返。少年时代的耳濡目染,培养了刘天华对民间音乐的兴趣。


  1909年,刘天华小学毕业后,离开家乡赴常州省立第五中学读书。在中学时,他进一步表现出对音乐的兴趣和才能。当时的校长屠元博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聘请了一些优秀的中外教师,如曾撰写《中乐寻源》的音乐理论家童斐等前来任教。屠元博还常在假日邀请昆曲名家来校献艺、切磋,刘天华每次都去聆听、学习,由此接触了戏曲音乐。在学校的“唱歌”课中,他开始接触到西洋音乐。他参加了学校的军乐队,熟练掌握了西洋铜管乐器的演奏方法和技巧。辛亥革命爆发后,刘天华因学校停办而返乡。他以军乐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江阴的“反满青年团”。


  1913年,18岁的刘天华随哥哥到上海,在进步戏剧组织“开明剧社”担任乐手等。在此期间,刘天华利用一切机会钻研音乐理论,学习钢琴、小提琴和铜管乐器等西洋乐器。从此,刘天华立志以音乐为终身事业,萌发了“改进国乐”的想法(刘天华所称的“国乐”,即现在的民乐)。


  1914年,“开明剧社”解散,刘天华回到家乡。经多方奔走,他当上了家乡华澄小学的教员。业余时间,他遍访附近地区的国乐名家和民间艺人,虚心求教。他不畏跋涉之苦,到离学校十几里的顾山镇,向精通丝竹乐器的周少梅学习二胡。他还向一位落魄潦倒的民间唢呐手求教。由于为人刚正不阿,不善逢迎,刘天华遭到同事的嫉妒和排斥,任教不满一年即被校方解聘。


  1915年春天,刘天华的父亲因家境贫困、累遭逼债而一病不起,撒手人寰。从此,还债和维持全家生活的重担就落在哥哥和他的肩上。失业和丧父的不幸,使刘天华郁郁成疾。在贫病交加的逆境中,刘天华借乐抒怀,吐露心声。一次,他无意中在地摊上看到一把用蛇皮竹筒制作的二胡,非常喜爱,便花两角钱买下来。他废寝忘食地日夜研习,终于创作出他的处女作二胡曲《病中吟》。该曲经过八年左右的修改和完善,成为他的“十大二胡独奏名曲”之一。


  1915年秋,刘天华受聘到母校常州省立第五中学任音乐教师,并兼任校军乐队和丝竹合奏团的指导。从1915年至1922年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之前,刘天华在第五中学任教达七年之久。在这七年中,他一直坚持学习民族乐器。1917年,刘天华再次拜访周少梅,向他系统学习了二胡和琵琶的演奏技法。1918年夏,他向琵琶大师沈肇州学习演奏传统琵琶名曲集《瀛洲古调》。同年,他创作了另一首二胡曲《月夜》。1920年,他远赴河南开封向古琴家罗滨洲学习古琴,由于后来染上癣疥,才不得不遗憾地抱病而归。


  刘天华学习音乐非常刻苦。一个炎热的夏季,他的学生吴伯超去找他,走近宿舍时,只听到悠扬的二胡声,却不见拉二胡的人。吴伯超循声找去,才发现老师为躲避蚊虫叮咬,竟在蚊帐里练习。还有一年暑假,刘天华的好友到他家造访,发现刘天华正汗流浃背地背对着灶膛弹琵琶。当时正是酷暑天气,朋友对他的做法感到惊讶。经询问才知道,原来,刘天华背上生了一个疖子,这样做是为了借灶膛的热烤来解痒,同时也不耽误练琴。刘天华就是通过这样的勤学苦练,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奏水平。正如刘半农所说:“天华性情初不与音乐甚近,而其‘恒’与‘毅’则非常人所能及。择业既定,便悉全力以赴之;往往练习一器,自黎明至深夜不肯歇,甚至连十数日不肯歇,其艺事之成功由于此,所谓‘人定胜天’者非耶?”


  刘天华的理想不只是成为二胡演奏家,他还想把自己热爱的二胡音乐推广到民众中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经过长年锲而不舍的学习,刘天华不仅提高了民族乐器的演奏和教学水平,也为他实现挽救垂危的“国乐”,通过“改进国乐”来“振兴国乐”的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立志振兴国乐


  为二胡音乐正名


  在20世纪初军阀混战的年代,由于统治当局不重视音乐,国乐命运堪忧,尤其是二胡音乐,地位更是低下。


  针对这种情况,刘天华由衷地感到,若不改进、振兴国乐,国乐必将衰亡。因此,他把改进、振兴国乐作为一生努力追求的目标。他在改进国乐方面的论述虽然不多,但观点十分明确。他把改进国乐的必要性提高到挽救国乐的高度。为了进一步改进和振兴国乐,1927年,刘天华与徐锡麟、吴伯超等36位志同道合者,联名发起成立“国乐改进社”,邀请蔡元培、刘半农、萧友梅、赵元任等为名誉社员。刘天华在《我对于本社的计划》一文中说:“改进国乐这件事,在我的脑中蕴蓄了恐怕已经不止十年。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件很惭愧的事。”在“重西轻中”和排斥西方文化的“国粹主义”的争论中,中国音乐的出路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刘天华受刘半农、蔡元培等人的影响,确立了改进、振兴国乐的理想和目标,并为此付出了终生的努力。


  当时二胡在中国民众中比较普遍,但地位低下。就连有些提倡国乐的人也认为,胡琴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不能与古琴、古筝、琵琶、三弦、箫、笛等相提并论。因此,刘天华特别注重通过改进二胡音乐来振兴国乐。早在1921年,刘天华在家乡组织了“暑期国乐研究会”,联络有志于民间音乐改革的有识之士讨论民间音乐,探索二胡、琵琶等乐器的发展方向。


  针对轻视二胡音乐的状况,刘天华在理论上也作了深入的辨析。他满怀激情地指出:“此诚不明音乐之论。要知音乐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他又说:“在这样音乐奇荒的中国,而又适值民穷才尽的时候,不论哪种乐器、哪种音乐,只要能给人们精神上些少的安慰,能表现人们一些艺术思想,都是可贵的……”在提到二胡的作用时,他强调说:“‘二胡,又名南胡’,乃胡琴的一种,论及胡琴这乐器,从前国乐盛行时代,以其为胡乐都鄙视之;一般贱视国乐者,亦连累及之,故自来很少有人将它作为一种正式乐器讨论过,这真是胡琴的不幸。然而环顾国内皮黄、梆子、高腔、滩黄、粤调、汉调以及各地小曲,丝竹合奏、僧道法曲等等,哪一种离得了它?它在国乐史上可与琴、琵琶、三弦、笛的位置相等。”确实如此,二胡在我国不但历史悠久,表现力强,发音接近人声,而且价廉物美,轻便易携,便于演奏。二胡演奏曲目也大多独具特色,雅俗共赏。因此,二胡是一种适合普及、理应受到重视的民族乐器,二胡音乐的地位应该得到提高。


  刘天华还有一种可贵的“平民音乐”思想。他反对音乐成为“贵族们的玩具”,提倡音乐“要顾及一般的民众”。他将二胡比作“窝窝头和草鞋”,他说:“在今日的中国,或者窝窝头与草鞋的用处比大菜、皮鞋还要大些。”他反对将音乐作为少数人享乐的工具,这和当时其他音乐家倡导的“平民音乐”的观点,以及冼星海的“普遍的音乐”的观点一样,都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平民文学”口号影响的结果。


  借鉴西洋音乐


  致力改进国乐


  刘天华珍视中国民族音乐传统,但不赞成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他主张取西乐之长,补国乐之短。在实践中,他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努力学习民族音乐和西洋音乐,改进国乐。刘天华在“国乐改进社”成立大会上讲话时指出:“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这两个字。”这是刘天华的中西乐艺合作观的最好说明。


  刘天华希望,新的国乐是能够“唤醒一民族灵魂的音乐”。他热切地期盼,国乐有一天能“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这种欲使中国民族音乐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远大抱负,是一代爱国音乐家的共同目标,也是我们今天应努力奋斗的目标。为了寻找发展民族音乐的道路,提高民族音乐的地位,刘天华一生呕心沥血,矢志不渝,其精神令后人深为感动。


  1922年,刘天华被推荐到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任琵琶导师。刘天华由于非国乐世家出身,学历又低,开始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但他在琵琶方面的造诣,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敬佩。然而,二胡当时受到普遍的鄙视,研究会也没有教习二胡的课程,对此,刘天华特别不满。同年10月,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改为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蔡元培兼任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经刘天华的多方努力,二胡音乐首次进入了高等学府的课堂。同时,刘天华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教授二胡和琵琶,这也为他实现改进、振兴国乐的宏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刘天华在北平任教期间,还曾师从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和欧罗伯学习小提琴演奏,并向燕京大学音乐系的美籍教授范天祥系统学习作曲理论。与此同时,他积极吸收北方地区的民间音乐养分,经常去天桥观看民间艺人表演,并进行记谱和整理研究。他还研习三弦拉戏、昆曲和京剧等,并用科学的方法将民间音乐加以收集、记录,整理后出版。刘天华身为高等学府的教师,能摒弃门户之见,虚心好学,兼蓄中西之长,在当时的国乐界非常少见,也让传习所的西乐教授叹服。


  刘天华通过研究、借鉴小提琴的优点来改进国乐,特别是改进二胡音乐。他在继承二胡传统演奏技法的基础上,大胆借鉴西洋乐器的演奏技法,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创造性地融进二胡演奏中。他还将传统二胡的三把位扩展到七把位以上,扩宽了二胡的音域,发展了二胡的弓法和指法,并把二胡的记谱和演奏技巧规范化。这些努力极大地提高和丰富了二胡的音乐表现力。另外,他还对四相十品的传统琵琶加以改造,制作了六相和加半音品位的琵琶。


  刘天华还借鉴小提琴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民族器乐科学教学体系的有益探索。他编写了47首二胡练习曲和15首琵琶练习曲,选编了江南丝竹、广东音乐以及他自己的作品作为教材,使国乐教学由过去的以师徒手传口授为主,转向吸收循序渐进地进行技法训练的科学教学方法,刘天华在国乐教学上的首创之功,可谓重大!


  为了配合京剧大师梅兰芳出国访问演出,刘天华记录整理了《梅兰芳歌曲谱》。这是中国近代戏剧史上,第一部用五线谱记录的中国戏曲音乐集,开创了我国用科学记谱法记录和整理戏曲音乐的先河,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以及戏曲音乐科学记谱法的运用和推广,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刘天华在教学上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堪称师表。直到染病逝世前的一个星期,他仍在授课。刘天华师德高尚,教学水平高,教学方法科学合理。他培养了一批二胡音乐家,如储师竹、吴伯超、徐锡麟等。他和他的学生们,共同开创了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的二胡学派。


  1923年冬,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在三院礼堂举行了音乐会,刘天华的高足徐锡麟登台演奏了刘天华创作的二胡曲《病中吟》,这是二胡首次登上高等学府的舞台,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二胡由此一举登上“大雅之堂”。音乐会后,在北京大学校园中,师生争相吟唱《病中吟》的主题旋律,二胡独奏也从此成了北京大学音乐会上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然而,正当刘天华意气风发地致力于国乐改进时,他遇到了意外打击。先是在1926年秋季,北洋政府各派军阀忙于混战,将教育经费挪作军费,致使北平各校教师停发工资数月。此时,刘天华的幼女突然夭亡,而他却因经济窘迫,无钱为女儿下葬。刘天华的同事和好友杨仲子闻讯后,将其夫人的金钏送到他家,让他速去换钱下葬亡女。刘天华非常感激,但不肯接受。他说:“嫂夫人金钏何以因我而失?!”杨仲子听后即将金钏一折为二,并说:“内人有它,还有何用?!”刘天华这才收下,换了些钱安葬了他心爱的女儿。1927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组织军政府,新任教育总长刘哲竟胡说音乐有伤风化,下令查封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使北平刚刚起步的现代音乐教育顿时停滞。面对军阀官僚这种无知而蛮横的举动,刘天华在激愤而无奈的心情下,创作了二胡独奏曲《悲歌》,1928年他又创作了《闲居吟》。


  刘天华虽然被迫离开教职,却并未放弃音乐教育和改进国乐的工作。刘天华在他创办的《音乐杂志》发刊辞中表示,将恪守“借助西乐,研究国乐”的原则,致力于改进和发展国乐。刘天华的学生则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学会,并请刘天华教授琵琶、二胡和小提琴。刘天华还和“国乐改进社”全体成员在北平协和学校礼堂,举办了首次国乐音乐会,并亲自演奏了二胡曲《病中吟》和琵琶曲《改进操》,受到人们的欢迎。


  奉系军阀被赶出北平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重新恢复。刘天华重新返校并被聘为二胡、琵琶教授。这时,刘天华的哥哥刘半农是北京大学的国文教授,弟弟刘北茂也从暨南大学来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教授。一门三兄弟同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一时成为佳话。值得一提的是,刘北茂早在少年时代就受到刘天华的影响,喜爱音乐。后来二哥又教他演奏二胡、琵琶、笛子等。刘北茂虽然教的是英语,但他表示:如果以后国乐乐坛需要他,他宁可放弃教授外文,改教国乐。刘天华去世后,他果然肩负起二哥未竟的事业,投身于国乐教学、作曲和演奏。


  演奏轰动京城


  名曲常留人间


  1930年冬季,北京发生了一个轰动乐坛的事件。那就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高尚仁在北京饭店举办的音乐会。参加演奏的有中外知名音乐家,中国音乐家中有刘天华、郑颖孙等,外国音乐家中有当时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欧尔门等。听众中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诗人徐志摩、刘半农等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外国听众中有各国使领馆的使节和夫人、来华讲学的学者和经商的大商人及其眷属等,其中还有一位旅华研究东方文化史的德国专家雷兴教授。大多数中外听众是为听外国演奏家的演奏而来的,而对音乐会上的国乐演奏,则颇不以为然。有人认为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有人认为只是点缀而已;有人认为是故意让国乐出丑等。就连了解和支持国乐的人,也为刘天华捏了一把汗。


  音乐会首先演奏了一首中国古曲。外国人把它当作音乐会的序曲,未作出什么反应。等欧尔门等外国演奏家出现时,他们立即振奋起来。听完外国名曲演奏后,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致使演奏者两次返台谢幕。轮到刘天华演奏国乐时,有几个外国人竟认为中国音乐不值得一听而退席。一位坐在雷兴旁边的外国女士也想退场,因为她认为中国的艺术之神已经死了,只有到地下去才能追寻到昔日的繁荣。雷兴劝她稍留片刻,以便了解中国的国乐究竟死在哪里,她才勉强留下。整个大厅里被一种怀疑、不屑甚至轻蔑的气氛笼罩着。这时,一位身穿中国旗袍、仪态端庄的女士将刘天华的演奏曲目介绍给听众,这位女士就是刘天华的学生曹安和。她介绍完第一个曲目《病中吟》后,刘天华立即在二胡那两根神秘的弦上,魔术般地发出了凄楚、幽怨而扣人心弦的哀鸣,一下子把听众带入他要表达的情境中。大厅里静极了,人们的思绪随着他的琴声而跌宕起伏,沉浸在深深的共鸣之中,不少女士眼睛里含着泪水,紧紧地咬住嘴唇。当乐曲结束,在片刻的宁静后,猛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一阵高过一阵,长久不息。在座的所有人包括外国人都被征服了,但他们无法理解,就这样一个简陋的乐器,在刘天华的手中竟能产生如此神奇的力量。然后,刘天华演奏了《空山鸟语》,听众又被带入了一个苍山翠谷、鸟语花香的境界。接着,是琵琶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当刘天华演奏完最后一曲时,欢呼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刘天华也怀着激动的心情一次次返台答谢,可热烈的掌声仍在大厅里回荡。他接连答谢了九次,听众才让他走下舞台。在场的外国人非常激动,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中国竟会有这样美妙神奇的音乐。特别是雷兴,对此赞叹不已,认为中国这一古老的国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演奏结束后,雷兴还特意拜访了刘天华,并向高亭唱片公司推荐,为刘天华灌制了两张唱片。从此,胡琴音乐大踏步地登上了乐坛的“大雅之堂”。刘半农在《书亡弟天华遗影后》的悼文中写道:“二胡地本庸微,自有天华,乃登上品。”纵观刘天华一生对二胡音乐所作出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出,此言绝非兄长对弟弟的过誉之词。


  刘天华虽然身为二胡、琵琶的教授,但他并不满足已有的成就,仍到处寻师访友,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对此,刘半农曾说:“其能于既为大学教授之后,而犹虚心师事他人,以求其艺事之完成者,天华而外,吾不知当世尚有几人也。”“天华于琵琶、二胡造诣最深,琵琶之《十面埋伏》一曲,变化万千,非天华之大魄力不能举。其于二胡,尤能自抒妙意,创为新声,每引弓一弄,能令听众低回玩味,歌哭无端,感人之深,罕世伦比。”萧友梅对刘天华的艺术成就也曾赞誉说:“不图中国乐师竟肯俯学西乐,且有如是成绩也。”刘天华的重大成就,是他怀抱改进、振兴国乐的理想,长期坚持刻苦学习而取得的硕果。


  刘天华在改进国乐方面的重大贡献,更主要表现在创作上。创作了十首二胡独奏曲:《病中吟》、《良宵》、《悲歌》、《闲居吟》、《苦闷之讴》、《月夜》、《空山鸟语》、《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以及《歌舞引》、《虚籁》等三首琵琶曲。这些作品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我国民族器乐宝库中的艺术瑰宝,至今仍广为流传,久盛不衰。


  刘天华的作品时代性强,深刻、细致、真实地表达了“五四”时期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是他们对现实不满、苦闷彷徨、憧憬光明的生动写照。刘天华的这些作品以传统二胡音乐为基础,广泛吸收民族音乐的丰富营养,并借鉴小提琴音乐的优秀经验,从而使二胡这件长期受到歧视的中国民族乐器,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开启了中国现代二胡音乐艺术的新纪元。


  《病中吟》是刘天华的处女作,也是他生前最喜欢演奏的乐曲之一。该曲初创于1915年,1923年修改定稿。在构思、创作和修改乐曲的过程中,刘天华相继经历了失学、失业、丧父、贫病等一连串的打击,虽然不断苦斗、挣扎,但满怀的理想却一次次破灭,他从美好的幻想中回到冷酷的现实中来,感到无限惆怅。这首作品正是作曲家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全曲悲切凄伤、动人心魄,具有深厚的感染力。当然,这不是一首绝望的悲歌,乐曲中亦有心灵饱受折磨后的呐喊,如疾风暴雨,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表现了作曲家与命运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对胜利的信心。


  《空山鸟语》也是刘天华最有影响的乐曲之一,初创于1918年前后。这首作品表现大自然的美景带给人的喜悦,体现出作者“抱朴含真,陶然自乐”的高尚情操。在二胡技巧的运用上,这首作品也比以前有较大突破,既借鉴了民族乐器惟妙惟肖地模仿鸟鸣的手法,又吸收了小提琴的表现技巧,音域和音色的对比更强烈,是一首内涵丰富、技巧性很强的二胡曲。


  《良宵》是刘天华的一首即兴之作,也是他作品中最优美的一首,创作于1928年1月22日。当时,正值“国乐改进社”成立不久。刘天华对“国乐改进社”的成立十分高兴,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约了几位学生到家中欢聚。他在聚会中对学生们说:“我好久没有做谱了。我想在今天做一个小小的二胡谱,做今天快乐的纪念。”于是,他拿出二胡即兴演奏起来,一边拉,一边记录曲谱。他拉了一会儿,也许是乐思有些阻碍,就停顿了下来。接下来,刘天华一口气演奏完,并赶快记下曲谱。这首作品是刘天华二胡曲中最简短易学的一首。乐曲优美的旋律是他心中流淌出的愉悦,是他心中闪耀的希望的火花。这首作品由于完成于农历除夕,音乐上又突出了歌唱性,是用二胡“唱”出来的,故又名《除夕小唱》。


  刘天华从1926年开始酝酿《光明行》,并于次年完成了初稿。这期间,他的幼女夭亡,他又因无钱支付孩子的学费,而使两个孩子失学在家。《光明行》定稿的时候,他8岁的次子又不幸病故。这首作品就是在他不断遭受生活打击的境况中创作的。可他并没有沉浸在悲伤哀叹中,而是以乐观的态度,表达了对光明的渴望和向往,以及努力实现国乐改革理想的决心。乐曲运用了进行曲的节奏,使擅长表现忧伤、悲愤情绪的二胡奏出了热烈、雄壮的音乐,成为二胡音乐创作风格上的一个突破。这首作品在1931年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给那些鄙视民族音乐、认为二胡只能表现“萎靡不振”情绪的谬论以有力的驳斥。


  不幸的是,正当刘天华改进国乐的事业走向辉煌的时候,他本人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1932年,刘天华在北京天桥访问民间艺人,采集民间音乐和“吵子会锣鼓谱”资料时,不幸染上猩红热,医治无效,逝世于协和医院。正如当时著名音乐家黄自、汪颐年夫妇悼唁刘天华时所言,刘天华的去世,可谓是“乐府如今推泰斗,师门从此杳人琴。”


  刘天华毕生从事的改进国乐的工作,是我国民族音乐划时代的改革创新的事业。刘天华改革创新国乐的观点、方法和成果,对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具有重要的奠基和示范的作用。我相信,继续沿着他的道路走下去,我国的民族音乐一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中国现代音乐家》第一组邮票 江阴刘天华荣膺其中

2012-04-17 09:47:26来源:无锡新传媒网 无锡日报



    昨从江阴市邮政部门获悉,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日前发行了《中国现代音乐家》第一组邮票,出生在江阴的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一代宗师———刘天华荣膺其中。

  《中国现代音乐家》第一组邮票志号为2012-4,共发行4枚,每枚邮票面值1.2元,分别是我国已故的现代著名音乐家,除了刘天华外,其他三位分别是萧友梅、贺绿汀、马思聪。在我国音乐史上,刘天华第一个沿用西方五线谱记录整理民间音乐,所创作的《良宵》、《空山鸟语》、《光明行》等都

  家喻户晓。为配合本次首发活动,江阴首发现场设立了临时邮局,提供首发式相关邮品、纪念封、纪念戳加盖等服务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购买。此外,、集邮协会、集报协会还专门组织、展出了邮集60框、报集60框。展览内容集中反映了音乐文化、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深度挖掘展现江阴人文历史,展现江阴的文化内涵、文化底蕴。(吴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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