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文化之差异谈起”
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被称为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世界的几大文化模式（中国、印度和西方）相继确立起来，诞生了一批影响后世的伟大哲学家，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先知们，，中国的孔子和老子等。
几大文明虽然在地理上彼此分隔，但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即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断探索着人心与人性，从此种意义上来讲，中西文化都出发于同一原点。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历史背景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中西文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最终形成了两种迥异的民族性格：
具体而言，首先是表现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上，中国人注重直观与经验，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靠“体知”，即是认为“物我一体”“天人合一”，可以从自己的心灵出发去体悟宇宙、社会与人生之道。而西方人注重理性与思辨，他们认识世界是靠“认知”，即是认为“物我两分”，人必须作为独立于宇宙天地的个体，利用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去认识把握事物的真理。在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西社会的发展便产生了分化，这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得以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进步，并长期领先于中国的根源。
其次，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社会的价值取向上，中国文化从“性善论”出发，具有伦理本位与关系本位的特征，较注重个体内心道德的自觉与发育，在处理同他们和社会的人关系时，注重和谐，讲求“推己及人”“反求诸己”“律己正身”等。在个人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于社会整体利益。与此相反，西方文化从“性恶论”出发，具有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特征，强调个体的平等、自由与权利，认为个体利益重于社会利益。在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下，中西方的社会形态便产生了差异，西方人注重法律和制度，以法律来划定个体的权利边界，以制度来约束人性。而中国人较注重道德和伦理，注重社会教化与个体的道德修养。
总之，中国文化是向内的，注重“情”，以生命为本体，重自身生命的享受；而西方文化是向外的，注重“理”，以知识为本体，重外部知识的获得。在这两种不同文化性格的影响下，、科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西方注重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导来认识世界，形成了一套科学系统的认识方法和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体系；而中国人注重经验感性，多是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加以直观和整体判断。例如，我们拿中医和西医进行对比，西医注重剖析和实验，以各种化验手段，把人体的健康情况标准化，符合标准才是健康的，反之就是疾病。而中医讲求的是“望闻问切”，其中大夫的经验才是最重要的。西方的这种科学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已经被运用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是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研究等都较注重调查研究与数理分析。从此种意义上讲，与西方相比，我们的民族对待科学是缺乏严肃认真的精神的。
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西方人偏重于现实主义，而中国人偏重于浪漫主义，因此中西方人的审美是截然不同的。例如，中国的国画以写意为主，强调的难以言状的意境美，似与不似之间，而西方绘画以写实为主，讲究的是面，立体，光影的艺术，强调描绘对象的客观真实，多用来表现盛大的场面。
又如，中国的音乐在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以‘和’为理想，尚虚无，求空灵，讲韵味，求深邃，讲意境，求气韵生动，强调直觉与领悟，注重生命本体”，以单音和旋律为主，注重气息和神韵，中国的乐器结构简单，多是不能演奏和声的。如笛，二胡等，但越是简单的乐器越是能表现悠远的意境。
而西洋音乐在戏剧发展的背景下，“求深刻，强调理性与思想，把实有，意义与情感作为精神支柱”，是和声的，多声部的，更讲究节奏和气势，所以乐器多很复杂，结构精细繁复，多能演奏和声，如钢琴，小提琴等。故音色丰富，音域宽广，表现力强。
另外，在文学方面，中国文学主“情”，较含蓄，竭力体现意境、意象审美，讲求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喜欢大段抒发感情，并且多用韵文。而西方文学主“事”，往往叙事性很强，比如古希腊长诗，，比较直白、大胆、开放。
除此以外，中西方在戏剧、电影、舞蹈、雕塑、建筑等艺术领域，都有太多的不同，我就不逐一而谈。但总之，中西方社会在艺术领域的诸多差异乃是因为中西方人截然不同的审美观念造成的。
，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因此强调法律的惩戒与外在规范作用，以法律为社会的最高准则，用一套精密完整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民主选举制度来制约公权力，并充分保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而中国文化里比较强调道德与礼治的作用，以“礼”作为社会的普遍规范，认为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并且是可以通过社会的教化与个人的修养而获得的。主张“上至于天子，下至于庶民，一是以修身为本”。
在社会生活方式上，中西方人也是十分不同的：例如，中国人普遍注重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人处于“以己为中心的人际关系，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亲疏关系，以人伦为基础的礼治秩序和相对性的公私群己关系”中，即所谓的“差序格局”。他形象地比喻， “我们的社会结构不是一捆一捆的柴，它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相较之下，在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西方人的家庭观念就十分淡薄，家庭成员，社会成员之间都各自为独立的个体，其权利义务关系以法律的规定为限。
除此，中西方人在社会生活上的差异还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茶文化，西方人喜喝咖啡，注重研究咖啡的各种口味和造型，为咖啡加巧克力酱、奶油、甚至加酒等，他们着重品尝的是咖啡的口感。而中国人品茶就不仅仅是注重饮茶的味觉感受，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由物过渡到心灵的文化，烹茶、沏茶、品茶的一系列行云流水般自然灵动的过程都是悟道的过程，人在整个茶事过程中以茶为媒介去沟通自然，内省身性，从而使自我的道德、审美境界得到逐步的提升。因此，中国人强调在沏茶和品茶过程中的价值与审美投射，并将儒家的人生境界，道家的自然境界，佛家的禅悟境界，融汇到了中国茶道之中。
再如酒文化，中国人品酒品的是“情”，喝酒重视的是人、景、氛围以及心情，借酒来调节餐桌气氛，以酒助兴，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而西方人品酒品的是酒本身，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先喝白葡萄酒后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酒再品浓郁的酒、先饮年轻的酒再饮较长年份的酒，享受酒中风味的变化。并且，在饮酒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菜品的搭配，以期达到最极致的味觉享受。
除此以外，中西方人在饮食习惯，餐桌礼仪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处处都体现着其不同的文化性格，我便不逐一详论。
“中西方文化之互补”
以上，我对中西方文化之比较作以长篇叙述，并非是意图以此分出优劣，文化是十分繁复之现象，它是一个国家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本民族独有的生存方式、人际关系、精神世界、价值认同、民族性格等，它根植于一国本身之历史与社会土壤，有其自身之整合与演变规律，并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因此，我们在研究某一地域的文化时，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追溯其历史根源，把握其历史演变规律，绝不能先验地去作判断与评价。
从此种意义上讲，我们在过去一百年内对待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态度便是十分不合理的，盲目地批判与摒弃本民族几千年来积累之文化，将一切合理的或不合理的都丢入垃圾篓里。与此同时，不加思索地盲目崇拜与学习西方文化，只重其外形，而不重视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将其强行嫁接到中国社会中，全然不顾本民族之文化习性与历史土壤，因此必然招致失败，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复先生为此曾打过一个生动的比方，他说，“有人想使一头牛跑得像马一样快，一开始给牛接上了马蹄子，但牛还是跑不快，后来发现马蹄子是需要马的骨骼带动的，于是再把马的骨骼装过来，但还是跑不快，后来又发现马的骨骼需要马的肌肉带动，也就是说除非把一头牛完全变成一匹马，否则它跑不快”。
我认为，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首先，西方人注重求知，关注外部世界，具有严谨的科学精神，强调竞争，追求个人主义和物质享乐。但是，这种“物质化”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肆虐的战争以及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都已经在将西方社会推入堕落的边缘。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探索，所以导致科学精神匮乏，并且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较落后，因此需要以西方为师，但是我们决不可只看到西方社会进步的一面，而忽略其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文化里所包涵的人文主义精神恰是西方社会物质化弊病的一剂良药。首先，中国文化讲求“物我一体”“天人合一”，因此强调主客观世界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西方社会的生态建设有良好的启示意义。其次，中国文化里有一套完整的道德修养法则，告诉人们如何去修养自己的身心，如何去安身立命。再次，中国文化里包含着的“礼法精神”，可以为人们处理同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较好的引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总之，我们考察一国社会制度文化之优越健全与否，需要时刻回到“人”的因素上来，观其制度与文化可否实现人之幸福福祉与全面发展。我们知道，人所以为人之根本乃是在于其有丰富之思想精神，倘无精神，人与动物又有何异乎？所以，于人的发展而言，物质与精神二者不可偏废其一。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讲来，对食物和安全等的需求乃属于低层次的物质需求，而对于人际交往、社会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求方为人更高层次的需求。
从此种意义上讲来，西方文明目前还停留在追求物质化的层次上，而中国文化已经涵具了独特的人文精神，但是，，“中国文化呈现出了明显早熟的特征”。因此，我说中西方文化的互补，其实质乃是为实现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
具体而言，中国社会缺乏的是物质层面的实现，对物质世界的探索，科学精神的培养，社会制度的建设等。而西方社会缺乏的是精神层面的引导，对审美和道德的追求等。其解决方案也并不是简单地糅合两种文化中的精粹，而是必须要回到两种文化各自的文明传统中去，关照自身的文化脉络与历史演变规律，在保留与传承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有机地吸纳其他文明的有益因素，加以创新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激进与保守都不是理性的态度，只有保持理性地开放才是可取的。
“文化的境界”
上面谈到中西文化之比较，范畴很广，但文化终究是要回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与身心性命上来的，这才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文明的发展可以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次来加以阐释，那么普通人的人生呢？
我非常认可冯友兰先生为人生划分的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如果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做事，对所做之事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很少关注其意义。这样的人生境界，就是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做事，如果是以利己的动机做事，而结果有利于他人，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所说的“功利境界”。
一个人如果认识到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而自己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他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这种人是真正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的人生境界因此被“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如果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与自然。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这种觉解就是所说的“天地境界”。
孔子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为什么要谈人生的几重境界呢？其道理即是在此。我们的道德修养，学问，艺术追求，工作等都需遵循此一法则，必须“发上等愿”，才可“享下等福”，“择高处立”，方能“向宽处行”。
例如，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个体都不追求道德修养，只被动地依赖于法律的保护，以法律规定的义务为限，不积极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法律终会走向堕落，社会会止步不前，个人的权利最终也得不到更好的保护。柏林将人的自由分为“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可以通过法律去实现，但积极的自由一定需要依赖于内心道德的自觉去实现。因此，我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必须是以激发人性中的善，实现人的道德自觉为最高目标，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制度构建本身。在中国古代，“礼治”与“法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和谐并存的，在当今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我们也一定不能忽视“礼”对于社会的调节作用。
又如在学问的追求上，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如果离开了对人生生命的体悟，学问本身就会失去意义，陷入虚无主义。例如哲学，它是一门关于人性的学问，如果纯粹地去用科学理性的手段去研究它，恐怕难以窥其路径。反观当今中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严重的功利化与工具化现象，一味地强调实证分析，关注和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狭小，学科间分化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值得警惕和反思的现象。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路径虽已被时代抛弃，但其中尚有诸多可取的成分，一是学者们的视野较开阔，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界限并不明显，学者们多有着深厚的多学科知识积淀；二是非常强调知识的体悟，即将知识融入到个人的生活与生命中去，达到“知”与“行”的合一。
再如人的艺术修养，艺术的最高价值在于“美”，如果离开了审美，那么再多的艺术技巧也拯救不了作品的庸俗。中国的传统艺术里包含了丰富的美学思想，而西方的艺术虽然精于理论，长于技巧，其审美的程度我认为是远不及中国艺术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学习艺术时，一定要将培养自己的审美能力，丰富自己的美学思想作为最高目标，其次才是工于艺术技巧。
后记
文化虽为看不见摸不着之事物，且范畴十分广，不易谈论清楚。但我一直深感学习与谈论文化之必要，因为文化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华民族的文化早已融入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之中。因此，我们个人、社会、国家，乃至于人类的命运都是与文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安身立命，社会与国家秩序的建立，一定都离不开对文化的反思。
世界眼光，中华情怀。
理性求索，现实关切。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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