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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州的黄埔，有许多外国商船开进来。那时候，广州是全国唯一通商的口岸，外国船除了带货物进来，也将西方文化带进来了。例如语言。
英国人讲的英国话，广州人能听懂吗？乾隆盛世的朝廷，也不准中国人教外国人说中国话，只是有些外国人却偷偷地在晚上学，1807年，马礼逊博士就是在晚上遮蔽灯光以保护中文老师的方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罪名是“始则教授夷人读书，图骗钱财”。广州黄埔古港一带请了许多搬运工、厨子，乃至买办等，都要和洋人打交道，语言交流是必须的，于是中国人也开始学讲外国话，外国人被叫“鬼佬”，外国话当然就是“鬼话”了。
有个对外国话有所了解的广东人，编了一本《鬼话》，其实等于中英文对照的小书，两个仙一本，在十三行一带出售。书的内容采用粤语注音，如“人”（man）注音“曼”，“今天”（today），注音“土地”，开始了广州普通人讲英语的历史，以致美国一位旅行者说，该书的作者独具匠心，应使这个中国人名垂千古。为纪念他，应该在他的祭台上，点起红烛，献祭清茶，他的遗像应置于文字之神庙里的木雕神像中。
语言文字交流就这样走了好运。可让西洋音乐走进广州人的生活并被人们了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中国有自己的传统音乐，声音较弱，即使配上打锣大嚓，因为乐器共鸣箱小，也是弱势的。音乐特色更多的是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即使有气势，也是“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可是那时候，西洋音乐已经出现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等，不但乐器的音量比中国大得多（如小号与唢呐相比，小号的声量更大），乐队也开始演奏各式各样的音乐。比较大规模传进中国，应该在鸦片战争之后。
鸦片战争前，黄埔就来了许多外国商船，有的竟然有乐队在船上。那时船不算大，1800到2000吨左右，从英国到广州这漫长的旅程中，乐队给乘客带来多少欢乐。一艘叫“范西塔”号的商船，乐队颇为庞大，乐器有小号、大号、巴松、黑管等等，沿途不但在船上演奏，中途也到港口上岸为当地百姓演奏，以扩大影响，亦受到沿途民众的欢迎。1830年，船到了广州黄埔，乐队照例下船演奏。这回，还到十三行外国商馆最集中的地方演奏。
在这之前，广州人没看过西洋乐队，甚至不知道他们手里拿的乐器是什么玩意。乐手们穿着红色制服，拿着程亮的乐器，立刻把周围的广州居民吸引起来。乐队整齐站立在广场空地上，指挥拿起指挥棒，突然，乐队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音乐声，把听惯粤曲、咸水歌的广州居民吓了一大跳，他们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些队员手中摆弄的家伙，有的立刻逃离，也有的回去叫多些人来听这奇怪的乐曲声。从未听过如此震耳欲聋的音响！
乐队此时有条不絮地演奏着，广州的“鬼子”和夫人们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端着咖啡，也有的站在窗台上欣赏着，突然有一个广州人大叫：“为什么如此吵闹？”一句话惊醒了周围的听众，“吵？”一个外国人竟然会说广州话：“知道吗，这叫音乐，你不愿意听快滚开，和菩萨一起滚开！”这时有另一个声音，对那个嫌吵的人说：“难道你就不愿听吗？”那人嘴硬：“得了，什么声音都混杂一起，我们的才好听！”群众一下哄闹起来，乐队此时停止了演奏，围观的人群慢慢散开，乐队草草收场。
这次广州的西洋音乐会，早于鸦片战争，虽然外国乐器在汉朝时已传入中国，但这种近代的演奏会，有可能是广州人甚至是中国人最早接触到西洋音乐会。
到后来，西洋音乐不断引人广州。1916年建起的海关大钟楼，钟楼四面墙壁上镶嵌直径2.45米的钟面，大钟的心脏部位是一架由几十个精密齿轮组合而成的机器。钟锤洞中，钢丝吊挂着3个硕大的重锤，利用地球的引力拖动机械，分别控制走时、奏乐，全国共有三个海关大楼，其余两个分别在武汉和上海。广州海关大楼是最早建立的，大钟每隔15分钟响一次报时，用的是威斯敏斯特乐曲，声传数里，最远可飘到海珠南石头。那时居民家里没有计时器，靠听这简短的外国旋律的节奏与重复次数就能知道时间。听得最多的当然是江边无数小船上的居民，有人算过珠江边有上万只小艇，船夫的一家，当然就成了这些西洋音乐最经常的听众。
清末成立的岭南大学也曾组织过西洋乐队，广州青少年开始掌控小号、大号，也演奏过许多音乐作品。我国伟大的音乐家冼星海，就在岭南大学附中的乐队里演奏过小提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