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上海大剧院里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民乐演出。这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历时2年打造的“高原高峰建设项目”——民族室内乐音乐剧场《龙之声》。很显然，从标题里“音乐剧场”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出它将是一场不走寻常路的民乐演出。但如果你怀着一颗想要看“女子十二乐坊”的心入了场，恐怕就要失望了，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非常严肃、专业并且传统的演出。而如果你对所谓的传统民乐团的认知还停留在满场演奏员女着大红改良旗袍、男穿全黑立领中山装、音乐一出更是二胡与唢呐震天的“热闹”层面，则可能会被这场演出的“冷淡”惊到：在“新国风”的舞台上，干净的台面无一张谱架，只有如艺术品般参差摆放的纯色方块，演奏员们身着全白色缀浅金的演出服在每一首作品的开场安静而整齐地带着各自的乐器上台，原来那些方块就是她们的座椅。而灯光和多媒体的设计更是锦上添花——虽然这也不是什么新玩法了，但这一场却又不同，多媒体背景、灯光、舞台包括乐队本身都是艺术设计的一部分，看完只让人感慨原来民乐是可以如此充满时代精神且轻盈高雅的。对此，这场演出的“幕后总指挥”、项目首席教授吴强深以为然：“之所以我们这次演出强调‘新国风’而不是‘新民乐’，就是因为在我国古代，民乐原本就是作为高雅艺术备受文人青睐的。我们做这样一场演出，一是要回望传统，还原民乐原本的艺术高度和广度；二则是要眺望未来，我们民族如何立足世界，说了，要有文化自信，而我们的文化自信由何而来？看看台上那些最古老传统器乐，它们流传至今，却依然可以被赋予蓬勃的创造力，这不正是我们的文化充满生命力的有力证明么？”
吴强教授说的“古老器乐”，正是台上这支乐队的主打乐器——阮。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善弹琵琶，传说他改造了传统琵琶的制造工艺和弹奏方式，因此唐代开元年间从阮咸墓中出土的一件铜制琵琶，就被命名为“阮咸”，简称“阮”。也就是说，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晋，但一直以来它在传统的民乐乐团中却总是容易被忽视。对此，本场音乐会的委约作曲家徐坚强解释说：“阮就像西方乐队中的中提琴，谦虚低调，在乐队中常常处于伴奏的地位，并不被作曲家关注。而这次我们把阮推到舞台中心，就好像让跑龙套的来唱花旦，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创新归创新，但“跑龙套的”真的唱得了“花旦”吗？同为委约作曲家的周湘林对此却毫不担心：“阮这种乐器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其实非常丰富。阮族乐器有大阮、中阮、小阮、高音阮之分，这些同质乐器放在一起，音色又和谐又充满层次。再佐以柳琴、笛子、古筝、笙等其他传统乐器，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支乐队在建制上的科学性甚至超过了大部分现有的民乐乐队，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创举，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塑。”
《天风地歌》演奏现场
创新，就是传统中的“一念之差”
周湘林对于自己学校这支由阮主打的乐队的自信解读，得到了同校音乐剧系系主任、亦是本次演出委约作曲家赵光的认同。顺便说一句，为了这次音乐会，上海音乐学院可以说是派出了最强阵容，光作曲这一环节，就汇聚了上音老中青三代实力派作曲家。不过相比于何训田、王建民、徐坚强等专注民乐领域的作曲家来说，赵光倒是第一次为民乐室内乐作曲。对此，赵光毫不讳言：“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民乐按照西方交响乐团的建制搞大乐队是个并不高明的模仿，不仅难以达到西方交响乐的音色水准，反而失去了我们自己传统乐器的个性和魅力，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写过这一类的乐曲。”在赵光看来，西洋乐器的声音特点就是可以融合，不要说交响乐队里小提琴部20把小提琴拉出来就是一个声音，就是管乐、弦乐和钢琴的音色也是可以和谐统一的；可是我们传统的民乐器的声音特色却是鲜明而独立的，唢呐、笛子、扬琴、琵琶、二胡样样音色个性十足，甚至同样是琵琶，因为制作工艺的不统一，每一把琵琶都有自己的音色。这样的一众乐器去合奏，很容易声音就炸了。“吹吹打打虽然响亮喜庆，但在合奏的层面上不能融合就是硬伤。”而即使勉强从作曲的环节以技巧求得了最大化的融合，倒反而让每一种乐器都失去了它们本身的优势和个性，这个创作理念是赵光所不认可的。
但对于民乐创作本身，赵光当然是不排斥的，也正是因为有了上面那样的结论，他反而生出了一种逆向思维：何不恰恰就利用每个乐器本身“不能融合”的那种“缺陷”——也正是它的“个性”，来创作一首让每个乐器都能在合奏中闪光的乐曲呢？“其实，西方音乐到了当代反而在尝试追求每种乐器独特的个性，为此他们不得不从演奏法上动脑筋，比如明明是弦乐器却去击打它让它发出不同的音色，分离出它们的独特性。而我们的民乐器原本就有这个特性，为什么不发扬它呢？这样一来不就把弱项变强项了么？”因此，赵光一直在酝酿着要写一部这种类型的民乐作品，它必然不同于传统，它可能不容易被接受，但它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于是，当吴强为了“新国风”的曲目创作找上门，向他委约一部具有时代精神的民乐作品时，赵光正中心意，立时应了下来。“因为我一直在写西方交响乐、流行音乐和音乐剧，所以她希望我对民乐有新鲜的想法，能够赋予作品探索精神，这正好，我们不谋而合了。”
最终，赵光为“新国风”系列交出了一首名为《初初的色彩瞬间》的作品——如果单纯从名字上看，大概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首民乐作品。而这首乐曲的形式也非常特别，它以一枚手碟的音色为核心和底调，就像一个背景，在它之上，各个乐器从四面八方发出零碎而独立的声响，时而是中阮的铿锵，时而是琵琶的婀娜，时而是二胡的呜咽，时而是古筝的清朗……除了手碟长鸣，其他乐器的音色在大多数时候都不会重叠，但此起彼伏却杂而不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和谐——就像一个孩子往一张白纸上涂抹色彩，随机的，凌乱的，看似不讲搭配又毫无章法，最终的作品却格外绚丽。事实上，赵光的灵感就是来自他自己儿子的一幅涂鸦，“初初”正是儿子的小名。“我对这部作品很满意，虽然可能吴强老师不太满意。”赵光笑言，其实最初吴强找他，是想要一首“好听”的作品的，毕竟赵光的作曲风格就是旋律动听，“但对于一个作曲家，每一次创作之前，其实我都希望下一部作品是不一样的——我自己都不知道会写出什么，这才是创作的本质啊，如果我还没动笔就知道下一部写出来的和之前差不多，那还有动手的意义么。”在赵光看来，民乐的创新之路也是如此。我们的民乐有漫长的历史、有辉煌的过去，因此也积累了不少被大家广泛认可的好作品。但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那就是民乐应该的样子和最好的状态了，然后为了求稳、为了迎合大众既有的审美标准，而继续去复制那些已经得到认可的风格，不求突破甚至不敢突破——那样确实不会失手，那样的作品可能也会很好听，“但那样还需要你去写什么新作品呢，大家直接听以前的那些就好了呀，反正都很好听。”
说的很有道理，但我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其实人们对民乐的风格还是存在某种固有印象的，或者说，还是有某种既定的期许的。像《初初的色彩瞬间》这样旋律感偏弱，充满跳跃音符的印象派作品，可能人们会觉得这还是民乐么？你会担心它不被接受么？”“这就要看我们如何理解民乐的传承和创新了。”赵光的应对不慌不忙，显然他早已进行了思考：“可能乍一看你会觉得我这个曲子创新度很高，但其实我一直在力求每一种传统乐器在发出声音的时候要最大程度的保留它原有的声音个性，比如二胡的颤音、古筝的揉弦音，柳琴的闪烁音……这些都是他们从古到今不变的DNA，我都给它们保留了，甚至是强化了，这才是最好的传承——我恰恰认为，那些把传统民乐器的特征淹没掉、融合成交响乐队的做法才是丢掉了传统。”
传承不在技术，而在人心
无独有偶，为音乐会写出了压轴曲目《索玛》的周湘林，在对于民乐队的建制上，也有差不多的看法。“比如演奏贝多芬，世界一流的乐队肯定在欧洲，但我们为什么要去和他们比这个？”在周湘林看来，我们的民族乐团其实不用太多拿自己和西乐团比较，更不该把和西方交响乐团接轨或超越他们作为目标，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文化自信。“这自信的源头从何而来？就是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民族音乐是世界一流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驾驭它。”比如这一次担纲“新国风”表演的金豈民族室内乐团，在他眼里就是这样一支没有学习欧洲、却完全堪称一流的民族室内乐团。
说到“室内乐”，这其实是种很常见的音乐表演形式，原本是西方在房间内演奏的“家庭式”音乐，后来逐渐引申为在比较小的场所演奏的音乐，现在主要指重奏曲和小型器乐合奏曲，区别于大型管弦乐，早在16世纪末就开始流行于欧洲。但如果在这“室内乐”前面加上“民族”二字，它的历史就很年轻了，并且它的历史和上海音乐学院、和台上的金豈乐团都息息相关。作为全国最早设立民乐系的艺术高校，上海音乐学院有着悠久的民族室内乐传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胡登跳先生就在此确立了“丝弦五重奏”的表演形式，而此次演出“新国风”的“金豈组合”的领队老师吴强，正是胡登跳先生亲手创办的丝弦五重奏组合的第二代成员——所以说“金豈”是血脉相承于胡先生也是不为过的。
当然，说起“金豈”这支队伍，即使不谈“血脉”，它对于民乐爱好者也是如雷贯耳的。金豈乐队最早建队于2005年，、文华艺术院校奖；2007年更以一曲曲当时的民乐系系主任王建民亲手作曲的《阿哩哩》，获得了“超百分”的满分成绩，拿下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首届CCTV全国民族器乐电视大奖赛传统组合“金奖”，这一得分至今无人超越。从05年至今，团队里的成员已经新老更替了差不多四代——作为一支高校乐队，老队员随着毕业而离队无可避免，但只要团队有需要，比如此次在大剧院的演出需要扩充人数，第一代的队员沈贝怡便第一时间“归队”，参与了全程的排练，和自己的师弟师妹们一起，依然亲密如一个大家庭。在沈贝怡的记忆中，第一代的组合还是比较标准的丝弦五重奏编制：二胡（高胡） 、扬琴、琵琶、柳琴（中阮） 、古筝，彼时自己师从吴强老师学习中阮，便被选入了队伍。“那时候的组合应该算金豈的前身，还没有名字，是吴老师为了参加比赛临时组建的。大家平时各归各专业，要排练的时候连属于自己的排练场地都没有，就一直打游击一般到处流浪。”回忆起最初的艰苦时光，沈贝怡的脸上却只有笑容。
然而，让沈贝怡万万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重新归队，迎接她的依然是要搬张椅子到操场去排练的现实——不过这次可不是因为没有场地。原来，作为一支室内乐团，以往室内乐演出，演奏家之间距离较近，很容易通过倾听和相互感受达到默契一致的演奏。而此次搬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演奏家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远了，空间更是开放式的，近乎没有声反射的场地，这给演奏家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就要创造一种大剧院的声场环境进行训练，于是在吴强老师的要求下，团队选择了学校的篮球场模拟演出环境，以更“艰巨”的声场环境来“从难、从严”训练，以保证观众的听觉效果。问她感觉如何？短发飒爽的沈贝怡笑得很爽朗：“十年了，现在的乐团里已经几乎是第四代的成员。但我坐在师弟师妹们中间，抬头就看见吴老师依然严厉的脸，一下子觉得自己似乎从未离开过。”
篮球场上的排练
比起坐在师弟师妹中间满心温情的沈贝怡，第二代成员张碧云的“压力”就有点大。同样是吴强老师的学生，张碧云在学生时代就曾获得第十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民乐弹拨组金奖、第四届文华奖全国青少年民族乐器演奏比赛青年组弹拨乐器独奏类最高表演奖，毕业后便留校担任了民乐系的柳琴、中阮教师——也就是说，当她这次应邀重返乐团，在她身边坐着的不止是学弟学妹，还有自己的学生们。“所以还蛮有压力的，万一表现不好被吴老师骂，当着一帮小孩子的面多没面子，哈哈。”然而一旁的师姐沈贝怡毫不留情地揭她老底：“哎哟，当年你不就是个小孩子么，每次练习都缩在后排角落，一转眼现在都带学生啦。”张碧云是在2007年加入乐团的，当时还是上音附中的高二学生，就是在这一年，乐团在CCTV的大奖赛上拿了大满贯，同时正式命名“金豈”，到今年正好整十年。说起重回乐团的感受，小沈老师正色道：“即使十年过去，即使我已经是一个老师，每天我坐在团队中和学生们一起排练，都依然觉得自己在学习、有收获，这说明金豈这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它时刻在更新，一直在变得更好。”
事实上，在团队最年轻的第四代成员孙祺眼中，金豈从07年正式建团起，就一直是民乐专业中标杆般的存在。如今还在上音附中读高中的孙祺，这一次在大剧院的“新国风”演出，是她第一次登上舞台。对于自己能站在金豈的队伍中，她一直觉得自己的民乐之路一路走来都很魔幻。“其实我最早是学钢琴的，因为节奏总是掌握不好，老师便建议我加一门乐器来辅助乐感，于是我妈妈就带我去了少年宫报新乐器班。”因为当时已经是8月，少年宫里那些常见乐器如小提琴、古筝早已满员，只有中阮班还有名额，那是孙祺和妈妈第一次听说这个乐器，就说，“先看看它长什么样吧。”结果，一看之下，母女俩都爱上了中阮，“准确的说，是爱上了中阮的颜值，”面前差一年就是00后的小姑娘俏皮地吐吐舌头。结果，这个为了辅助钢琴而选择的、因为颜值而入眼的乐器，最终成了孙祺生活中唯一的重心。而这门艺术给她的回馈也是丰盛的，“也许是因为我长期学习民乐，和我的同龄人相比，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格外有认同感，我很自然就能体味古诗中优美，也很爱看历史小说，用现在主流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民乐带给了我满满的民族自豪感！”
我忽然觉得很感慨，想到之前周湘林对这场音乐会之所以命名“新国风”的解读——他既是本次“高原高峰项目”的委约作曲家，又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务处处长、招生办主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言辞代表了上音对本校民乐系乃至整个民乐领域现状的思索以及对未来的寄望。在周湘林看来，“新国风”的“新”字并不体现在形式上——这次演出虽然有非常出色的多媒体元素，但相对于其他演出可能将此作为卖点，他们却特意不在标题上体现丝毫，就是为了保持民乐演出的纯正定位。那么“新”在何处？周湘林说：“这个‘新’，应该体现在当代民乐的精神状态和精神追求上。所谓民族自信，我以为，一在向外学习先进——学习而不是模仿，前者是一种积极的状态；二在向内自省——除了要发现不足，更要善于发掘自己文化的闪光点和自信心。”在他看来，当代人对待民乐应该有一种全新的态度：首先要确定，它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一颗天然而珍贵的珍珠。而这颗珍珠可能不够浑圆，以往我们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追求所谓“完美”，于是打磨它、切割它，但却恰恰损失了它的价值。现在，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路，珍珠还是那颗珍珠，我们却可以以上好的楠木盘托之，以华美的天鹅绒衬之，打上恰到好处的灯光，选择恰到好处的角度，使之展现最美的一面，这才是“新国风”中“新”字的精髓。而在这个过程中，“传承”与“创新”都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完成。
在周湘林心目中，谭盾、何训田等作曲家就做得非常好——他们因此只身把中国传统音乐带上了世界级的高度；而未来能做到这一切的还会有金豈室内乐团——经过四代成员的十年传递，金豈团队如今在技术和理念上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脉络。“这支团队背后有我们更大的梦想，就是要通过这些年轻而优秀的民乐人，贯通对中国民族音乐的理论、实践甚至实验，最终让我们的民乐走上世界乐坛，发出最强声音。” 周湘林如是说。
《徒息》演奏现场
文化自信，让艺术更无畏而自由
虽说周湘林教授强调，为了不冲淡“新国风”纯正的民乐定位，这次音乐会在命题和宣传上都刻意淡化了“新媒体”的存在感，但我相信任何在现场观看了演出的观众们，都一定会为那美轮美奂的舞台设计和灯光效果着迷。首先演员们的第一个亮相就显示出了这场音乐会在视觉效果上的卓越追求：没有色彩浓艳的所谓“民族风”演出服，也没有民乐演出中常用作背景图的好山好水和繁花似锦，整个舞台上甚至没有一把的椅子，干净、简约，现代感十足。而演奏家们穿的演出服虽然都是白色，却明显用料精致，设计不俗——虽然乍一看都是白色长裙长衫，但弹奏小、中、大阮的乐手是双臂白纱窄袖，袖口紧贴手腕，美而利索；拉二胡的乐手却是不对称的左手宽袖右手露出整条胳膊，方便大幅度拉弦；吹笛子的乐手呢，也许是因为乐器用起来方便简洁，设计师给了她相对飘逸的广袖，每当她平端起笛子送到嘴边的时候，长而坠感十足的广袖便自手腕滑下，优雅地垂下来，宛如从古风仕女画中走出来一般，美而不艳，华丽而端庄。对此，负责此次影像设计的上海音乐学院数媒中心青年教师程瑜怀很有几分得意：“以往这类演出中多媒体的配合往往只考虑影像的传递，通俗来说就是画面和声音是否配合一致；但这一次我们把整个舞台包括演奏员们都算在了‘设计’范围之内——相比于传统的‘舞台设计’，我们的理念称之为‘影像设计’更加确切。”
事实上，在“新国风”音乐会设计精美的节目册上，“上海音乐学院数字媒体艺术学院”是与“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并列的承办机构——这场演出严格意义上是一次跨院系的合作，实力展示了上海音乐学院高峰学科的创新性引领成果。原来，上音为填补国内数字媒体与音乐创意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研究的空白，于2008年设立了数字媒体艺术学科，目前已有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多媒体设计、音乐与传媒三个本科专业方向，旨在打破传统视觉、听觉专业之间的界限。因此，当程瑜怀接受这个项目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舞台上的“硬装”，所有舞台上的一切都要考虑，包括站在上面的人。“我们当然不是第一次和民乐演出合作，但这一次通过和吴强老师的交流，通过和几位作曲家的交流，我们知道这将是一次不一样的合作，所以我们最初对服装设计的定位就是新而雅。”新而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在这个定位上，第一稿的设计就直接将主色调定在了“黑、白、红、金”四色上，“黑白既有水墨意味，又是中国文化中太极的象征，而红色是我们最具国风的传统颜色，金色则可以表现泱泱国风的大气与堂皇。”舞台的色调并不难定，演员服装材质的挑选才是逼死选择困难症。最先程瑜怀根据“国风”的定义选用了亚麻布料设计演出服，但实际在舞台上的效果却显得累赘而拖沓，明亮的灯光更加放大了麻布容易起皱褶的缺陷，“于是麻布就out了。”接着程瑜怀和服装设计师又一起反复尝试了丝绸锦缎等各种具有传统风格的材料，都不尽如人意。最后帮她们打破僵局的还是“新国风”中的那个“新”字，“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可能是在有意识的回避新媒体的‘新’对民乐可能造成的冲突，却反而落入了‘旧’局。打开思路之后，我们重新考虑了那些一开始就被排除的现代礼服的光滑硬挺的布料，但在颜色上选择微微偏黄的那种白——宣纸的那种白色，结果这一版的服装与舞台非常协调，对灯光的反应也完全符合想象，这个探索的过程让我受益匪浅。”
但这些还不是最难的，当真正开始制作多媒体背景画面的时候，对风格的定位才是重中之重。因为很多民乐都自带内容属性，比如神话或各地少数民族的传说，所以在为民乐配画面的时候很容易掉进“讲故事”的坑里。“比如周湘林老师作曲的《索玛》，就源于彝族的一个爱情传说。故事里的女主角最后为了陪伴英雄而化作一朵杜鹃花，索玛就是杜鹃花。而如果我们这时候在背景上出现了杜鹃花的具象，甚至演示了这个传说的经过，那就太失败了。在我看来，音配画是最低的标准，大美无形，好的舞台背景应该为观众打通视觉与听觉的通感。”听着程瑜怀的侃侃而谈，我忽然就意识到了上音成立这个数媒学院的深远意义：对于大部分设计专业的人来说，色彩和线条本身是可以熟练驾驭的，但一旦与其他艺术形式比如音乐交叉，很可能就出现“你是你我是我”的分裂来。但这个学院存在的本身却是为了融合的，比如眼前的这位青年教师，她既有出色的设计水准，又对音乐充满了理解和感悟，因此她才能给观众带来这样一个全新的舞台体验。
事实上，因为多媒体本身就自带现代化属性，当它和民乐结合的时候，其实把握好分寸感并不容易，太传统则流于俗套，太现代又难免不伦不类。对此，程瑜怀表示，正确的打开方式当然有，就是要和作曲家有充分的沟通，最终取得一致的诉求。“比如最早拿到赵光老师的《初初的色彩瞬间》时，其实我是有点傻眼的，那个曲子很抽象，一时间真的是大脑一片空白。还好，赵光老师马上就给我传来了一幅画，就是他儿子画的那幅，那些碰撞的颜色和五彩的纽扣马上在我的脑子里和音乐重合在了一起，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在最终的舞台呈现上，初初小朋友的这幅涂鸦在一开始就被投射在舞台高处的一小块屏幕上，让人一目了然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之后随着各种乐器发出零碎的声响，舞台的纯色背景里仿佛被孩子随手撒上了一把五彩纽扣，它们四散开来，有的转圈滚动，有的两两撞击……这一刻音乐和画面互为诠释、彼此强化，让这部因为没有完整曲调而略显先验的作品一下子就变得平易近人甚至活泼可爱起来。在程瑜怀看来，音乐和画面最好的结合形式就是电影，好的电影原声，根本就不会让观众意识到此时有音乐进来了，只会不知不觉受到感染、陷入剧情；反之，好的舞台背景也一样，它不会喧宾夺主与音乐抢戏，亦不该可有可无毫无存在感，好的舞台设计可以让观众于不知不觉中更深更透地去理解音乐作品想要表达的情绪或内涵。“我觉得很幸运，这一次与‘新国风’的合作时间紧、难度高，进行的过程中真的压力很大，但一切完成之后，我觉得自己从中收获了很多——不仅是专业上的，更有精神上的。”
尘埃落定，完美谢幕，程瑜怀回忆起吴强老师第一次找上她时的情形：“那一天她和我聊了很多，她对我描述了自己想要的那样一个舞台——‘有力的’‘堂皇的’‘朝气的’‘骄傲的’，我当时就被这些词打动了，她想要在那样的舞台上‘既有底气又有骨气地发出当代中国人的声音’，这难道不是任何一个有追求的设计师都想要与之携手抵达的艺术高地么。”于是，当时的程瑜怀毫不犹豫的接受了吴强的邀请，而现在的她深感这一路走来的收获早已超越了工作上的合作：“都说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走出去，其实提升国民对自身文化的了解、认同与热爱有时候更为重要——就像我一样，只有我们每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美好与强大，才能从这千年的积淀中获取慰藉，得到力量，形成自信，更加无畏，更加自由。”
（本文将刊于2017年第7期《上海采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