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琴曲中唯一一首叙事古曲《广陵散》
1 | 嵇康与阮籍（三） |
除了这两篇关于音乐的文章之外，嵇康最有名的文章还有《养生论》，也因为被收入萧统《文选》，流传甚广。
针对当时流行的仙道思想，此文认为不死的神仙是普通的凡人不可求的，但普通人都可以通过人为的修身养性而做到长寿健康。
此外还有《释私论》《明胆论》《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
总的说来，嵇康崇尚理性思维，不盲从，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有明晰的思维方式，善于析理辩难，精通儒学，有深湛的老庄哲学修养，又不囿于古人辞旨，能自出机杼，发挥性情，是一个寄托深远的理论家兼文学家，说他“文辞壮丽”实不为过。
嵇康在当时士人中以明理善辩、辞旨锋利著称，享有极高的声誉。
世家子弟、曹魏高官、相当自命不凡的钟会，年轻时对他又崇敬又惧怕，据说钟会撰成《四本论》一卷，非常想让嵇康看一看，但他又惧怕为人严峻的嵇康当面批评不给留面子，于是走到嵇家门外，把他写好的书稿往门里一抛，转身就逃走了。
晋室南渡以后，丞相王导平常清谈的命题只有三个，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就是其中的两个，且能曲折解析，左右辩难，无微不至。
从嵇康的文章主旨来看，他确乎应该是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但他重视依靠常识推理，以自己的理性对事物进行判断和总结的能力非常突出。
比如在音乐方面，他既有深刻的纯粹音乐理论方面的独到见解，又有极强的音乐才能，他著有文学性极强的《琴赋》，但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古琴演奏家。
东汉陶抚琴俑 四川博物馆藏
在中国古琴的传统中，除了早期传说中的师旷、瓠巴、伯牙、子期等不能在历史上实指确认的人物，最早出现的有历史坐标定位并有作品传世的琴家是汉末的蔡邕。
蔡邕死于汉初平三年（192），其后三十一年嵇康生，蔡邕和嵇康的时代正是古琴这种乐器形成现在我们所看到和了解的形态、结构和音律的时代，而蔡邕、嵇康两人都在其中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在传世的最古老的古琴曲中，有所谓“九弄”，即蔡邕《游春》《渌水》《幽居》《秋思》《坐愁》和嵇康《长清》《短清》《长侧》《短侧》，这几首曲子历代被认为是传统的“楚汉旧声”而获得极大的尊重。
蔡邕五弄是古琴曲中传统的标题音乐，从其题识就可以揣摩出曲调要表现的内容。
但嵇康四弄的标题，历代一直不得其解，明清时代，有人说这几首乐曲是“取兴于雪”，纯属望文生义的牵强附会。
近几百年来，嵇康四弄少有琴家弹奏，20世纪60年代初，为纪念嵇康诞辰，现代琴家根据古谱打谱演奏，重新演绎了这几首古曲。
根据打谱者之一顾梅羹先生的体会，这几首琴曲的特征非常明显，都是分别利用清声、侧声、回旋往复、变音、转调等技术所编成，所以才取了这样的曲名，并认为这完全是基于古琴音乐调性的曲子，其名称和现代西洋音乐中C大调、C小调、G大调、G小调等取义相同。
或许我们可以说，这几首曲子应该是中国古琴曲中最早的练习曲。
基于嵇康对古琴音乐的深刻理解，我相信，只有像他这样既有“声无哀乐”的音乐哲学思想背景，又希望对音乐乐律的自律原理作出探索的音乐家，才会创作出这种纯粹音乐性的练习曲来。
这可能是传世最古老的琴曲中仅有的练习曲。
，因为惧祸，，。
正如刘宋（公元5世纪中期）时文学家颜延之所说“中散不偶世，本自飡霞人”，这种超然于世俗的知识分子在古今中国社会中极其少见，所以也很难为世俗所理解。
在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
一般说来，，，其实，，。
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即所谓“贱视富贵”。
嵇康在这封信中表明，，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人生在世的一种价值选择，其间并没有贵贱高下的区别，也不存在自恃清高，以入世仕宦之途为污浊的问题。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自古以来，最敏感、最具有个人独立意识的中国文化人心中就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情感纠结，它关系到一个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出处进退”，因而会导致一种非常现实的人生价值选择。
这就是所谓“道势之争”，即一个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究竟是选择“道”，还是选择“势”，生存方式上是选择“隐”，还是选择“显”，世俗生活中是选择“出仕”，即与权势合作，还是选择“不出仕”，即不与权势合作。
在皇权专制的古代中国社会中，对于普通知识分子来说，这既成为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也成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自秦汉时代大一统社会形成，农耕文明所支撑的皇权专制制度日益固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几乎成了处世存身的唯一途径。
先秦时期常见于记载的选择不与权势合作，以另一种生存方式存在的“隐者”日渐稀少，到了嵇康的时代，可以说已是凤毛麟角了。
选择不与权势合作的知识分子应该说都具有特别细腻敏锐的心灵，他们在个人尊严问题上都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在只需要奴才的皇权专制体制之下，这样的人会尤感痛苦。
在淹没一切裹挟一切的世俗生活洪流之中，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从人世的滚滚红尘中探出头来反观自身的处境，并深怀忧虑，乃至于会选择另一种生存方式。
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不过，虽然只有很少人曾经经历过这种审视和选择，却只有更少的人才会把这种选择的心历说出来。
屈原在《卜居》中，曾经明白而沉痛地说出了他的犹疑：“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这也是所有在皇权专制下生存的自由而敏感、具有强烈人格尊严自觉的知识分子最为痛苦的抉择。
冶铁图 山东腾县宏道院出土东汉画像石拓本
嵇康曾拟屈原《卜居》写有一篇文章名为《卜疑》，在仕隐之间设疑辩难，引譬古人出处进退之举，反复提问，最后借卜者之口，认为隐者虽然会经受世俗的困苦，但比较起来，精神自由更为重要，以为惟其如此，“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屈”？
可见嵇康最终选择了不与权势合作的隐者之路，确是经过了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对人生的反复审视的。
但是，选择任何一种人生道路都难免会有遗憾的。正如西哲所言，森林里有两条路，你选择了一条，那么，另一条路上的风景你就看不到了。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写于他死前两年（公元260年，魏甘露五年，景元元年），起因于山涛调任官职，推荐嵇康担任自己原职，嵇康因此致信拒绝，并与山涛绝交。
山涛是司马氏的高官，在当时以知人善任著称，他也是司马昭非常信任的人，司马昭带兵出征的时候，曾将留守京城“禁锢”（监视居住）曹魏宗室的职守交与山涛。
嵇康拒绝山涛的推荐，是他从内心而言并不想做官，是能做官而不愿意做，并非不能做而说不愿做。
嵇康之死，有传言说是因其与山涛信中声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样的文字，为司马昭所反感而致，其实，自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来，老庄思想大行其道，宣称非薄儒家思想原则的士人多不胜数。
以至于成为魏晋文人间蔚然风行的思想倾向，他的这种说法是当时文士间的常言，而且以嵇康为人的谨慎，。
山涛像
嵇康所以令司马昭必杀之而后已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他提出了一种知识分子不与权势合作的另类生存方式，并且在当时的条件限制之下，自己身体力行地做到了。
这足以让任何专制统治者都感到恐惧并且绝对不能容忍。
自春秋时代以来，就有不少具有个体意识、看重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不与统治者合作，采取一种低调的生存方式，“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在当时的农耕社会中以普通民众的姿态获取生活资料。
这些人尽管生活在社会下层，却不以这种生活为低贱，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但是，随着皇权专制的日益强化，专制社会机制的日渐完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所有的人都成了皇帝治下的奴仆，那些仍然固执于自己个人理想的知识分子，那些仍然坚守着自己个人尊严的特立独行之士，就只好在社会的缝隙中生存，成为所谓的“隐者”。
在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我们不时还能发现这些人发出的声音，、思想、文化的批评意见，尽管零碎散乱，却不乏犀利与直白。
到了汉末魏晋时代，“隐者”日渐稀少，影响力也越来越小，他们对世俗的异议与批评也避开了惹是生非的语言，简化为一声悠扬的长啸。
嵇康时代，仙道流行，那些仅存的隐者往往被世俗说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当时有一位隐者孙登，甚为嵇康所推尊，他曾到山林中寻访此人，想与之交流。
但据说此人岩居穴处，以竹实为食，并且见人不发一言，仅撮口发出悠扬的口哨声而已。
阮籍在苏门山亦曾见一隐者，与嵇康所见略同，或言此人即是孙登。嵇康虽然推尊这些隐者，他自己却显然并不愿仿效。
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自己“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是一种平常的生活，一种现实的生活，但怎样成就这种生活呢？他又说：“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
他仰慕的这俩人名不见经传，极少为人所知。据《文选》李善注引《英雄记》和《后汉书》，说这两人一个以打柴为生，一个以采药为生，都是“有道术”的知识分子。
这两人虽然不自躬耕，然伐薪采药，也是自食其力。
嵇康曾著《圣贤高士传赞》，记录他所仰慕的古来高士一百一十九人，书已久佚，明人从群书中辑得六十一人，现在看来，大概都是传说中那些“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徒。
这些人的精神追求固然为嵇康所景仰，但一个生活于公元3世纪中国皇权专制制度之下的知识分子，如果不与权势合作，不食朝廷俸禄，又不愿躬耕垄亩，那么，他靠什么生存？
（未完待续）
下篇：于2018年4月15日推送文章《存在的借口》---《嵇康的背影》嵇康与阮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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