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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通道里的摆摊人

2022-07-30 19:24:17

他们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微妙、平衡、默契,心照不宣。

文|Wireswing、杨晴

来源|计未来城市FutureCity(ID:caijingtod)


这是4月中旬晚八点半我们在北京东三环某地下通道观察到的一幕——藏在广角镜后面的是一位卖银器首饰的藏族阿姨,你知道她在干什么吗?

 

今年1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组织了一个闭门讨论,经济学家周其仁有这么一段发言:

 

总还有许多人,既不可能靠高技术谋生,也做不到靠社会保障老有所养。这是‘低端产业’虽不中听、却十分‘中用’的原因。其实何止捡饮料瓶这一项,推而广之,举凡门卫、搬运、送货、保洁、家政、洗脚、收破烂、修理以及其他林林总总,一个城市能容得下的活路,多到不容易相信。

 

北京的地下通道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在这里摆摊、卖艺、乞讨、流浪。一个常被忽视的空间+一个常被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可能?我们在帝都某地下通道蹲守了两天,目睹了很多意外和可能。

 

可以说,如果你理解了地下通道,你就理解一个大城市韧性与活力的来源。


 

图中埋头贴膜的小伙子是小张,河北人,在地下通道摆摊3年多。

 

通道里风大,他担心贴膜的时候有灰尘粘到屏幕上,就在前面挡上两块木板,左右两侧各撑一把雨伞,创造出一个简易的“防风工作间”……虽然只是客单价10多块的贴膜,可小张真的拿出了“职人精神”。

 

货是用电动三轮车拉来的,白天车就停在通道入口,车厢上书“贴膜”两个大大的毛笔字,下面一行小字“地下通道里”,三轮车就成了一个临时广告牌。



鹏哥也在这条通道里,安徽人,来京17年,经营一个乐器摊,卖笛子、箫和口琴,也收学生,小纸牌上写着“600块,包教包会”。


鹏哥的乐器摊

 

他原本租住在东三环的城中村,每月房租400元。去年大兴火灾发生后,城中村紧急整顿,他来不及找房子,就搬在了地下通道,货也存在这里。

 

地下通道还能存东西?怎么存?




就存在这里,一个通道里存储消防设备的储物间,可以上锁。晚上收摊后,鹏哥会把可以比较值钱的货(乐器、文具等)存在里面,不值钱的椅子、柜子用链条锁锁起来,第二天“起床”再打开。


鹏哥在给椅子上锁


但这种“民间智慧”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就在3月上旬,鹏哥刚刚遭遇了小偷,价值5000块的货锁在通道储物间里,上了锁,晚上还是被盗了;半个月后,手机也在睡梦中被偷了。他报了案,到现在也没有处理结果。

 

当然,和藏族阿姨相比,鹏哥的储藏技能还是初级的。




这就是文章一开头提到的藏族阿姨,她在地下通道经营一个首饰摊。

 

这位阿姨54岁,老家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来京8年,摆摊卖老家邮寄过来的手工制作的首饰,大约每天上午9点出摊,晚上8点半左右收摊,收摊的方式让我们目瞪口呆。

 

由于铁架子不好搬运,又没有三轮车,她选择不把铁架子拉回家,而是“存在通道里”。

 

存哪儿呢?

 

就是这,地下通道的广角镜背后,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藏族大姐正在把架子拉进广角镜



我们钻进去拍到了广角镜的内部结构,横梁刚好能拖住摆摊的架子。如果你还没看明白,请戳下面这个视频。




除了上面提到的防风、储藏,他们还在通道附近发现了一栋可以自由出入的写字楼卫生间,以及18元一份两荤两素米饭不限量的午餐。“米饭不要钱可以随便打,我多打点留着晚上吃”,小张和鹏哥的餐盒里堆着半斤多米饭,顶得盖子都扣不上。



鹏哥的午饭+晚饭

 

面对一条光秃秃的地下通道,小张、鹏哥和藏族阿姨的态度是:有啥用啥,物尽其用,尽量为有限的物理空间开发出新的延伸功能,最大化满足自己生产生活的需要。这种“创造性”,这种在刚性环境中创造“弹性”的能力,不仅体现在人和物理空间的对峙中,也体现在人和人的对峙中。

 

比如,面对。

 


上面这位就是前文充分发扬民间智慧的“广角镜阿姨”。

 

每天早上,她会在通道里整齐摆放的三张桌子,有一张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被阿姨放到了地面与通道中间、台阶中层小平台上,主要摆的是各式各样的手工耳环;到了下午四点钟,这张小桌子又被挪到了通道口临近的的地面上




最开始三张桌子都摆在地下通道里,藏族阿姨会把握时机把它们逐步转移到更靠近地面的位置。

 

她这是在折腾什么?

 

“一般8点钟上班,8点到4点钟是一拨人,4点到晚上9点钟换另一波,”阿姨用仍不流畅的普通话告诉我们,“下午如果遇上,我就把桌子再搬下来咯,搬下来他们就不管了,嘿嘿。”地面上行人多,自然好赚钱。

 

 

2015-2016年,藏族阿姨在三里屯摆摊,那是她生意最好的一段日子。买东西的多为外地人,在节假日买些她摊上的便宜首饰带回家当礼物。2017年“疏非”力度加大,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离开首都,对于这类地摊生意也开始严格管理,地上不让摆摊,阿姨就把摊位挪到了现在这个通道里。

 

我们在当地的队了解到,每个街道的工作人员有20-30人。从地图上看,街道面积约为7平方公里,每人大概需要巡逻0.3平方公里的面积。另外还有劳务公司招聘的合同工协助管理。

 

像“广角镜阿姨”一样,地下通道“养活”的群体在与管理者的博弈中探索着生存之道。

 


据观察,上文中的“广角镜阿姨”以及贴膜小哥、鹏哥的乐器摊、外加一对“胡建”夫妇摆的袜子摊,都集中在这条通道北侧,商业气息浓厚。相较而言,仅有两个露宿的流浪汉寄居的南侧通道略显清冷。以中心线为界,通道南北人气迥异。

 

我们猜想这是由于“相互照看摊位”导致的集聚,但事实并非如此。

 

贴膜小张告诉我们“这条通道是一分为二的,归两个不同的队管。”北侧属于街道A管理,南侧属于街道B管理,两边执法队的力度不一样,B队严格,A队宽松,久而久之,大家就都聚到通道的北侧。

 

换句话说,因为地面上的东西向道路正好是两个街道的分界线,地下的南北向通道也一分为二,就出现了“一条通道两头管”的现象。


 

当我们走出地下通道去周边觅食时,忽然找到了这种管理方式迥异的源头。环视街边,街道A旁边的建筑普遍不超过6层,是大片的居民区,而街道B则集中了国家部委和区政府机构的办公楼。

 

2016年某天,B队出动了十几个队员到通道北侧执法,几位摆摊的藏族人直接冲他们喊道“你们是管那边的,凭什么管我们?”小张回忆说,那天两方还生了挺严重的冲突。

 

小张在南侧摆摊2年多,被罚过一次,300块;搬到北侧后一直相安无事。

 

通道里的袜子摊属于一对福建夫妻,男主人69岁,女主人66岁,看起来还很健康硬朗。


 

去年,男主人有过一次和的正面交锋。“一开始要罚我500块钱,我跟他们讲,我这老头子赚点钱也困难,照顾照顾一点吧,最后罚了200块。”

 

他说,后来都被“管熟”了,看到我们就说“老朋友啊,又看到你了,怎么样,快收了吧……”“我们乖乖听话收了就行,也不会强迫你怎么样,也没有罚款。”

 

3月下旬,他们刚刚结束长达20天的休假,回到通道“复工”。“”期间是不允许摆摊卖艺的,如果说其他时间还能闹一闹、求求情、“砍砍价”,“”期间是没商量的,每个摊主都心知肚明。

 

通常执法部门会提前三五天来巡逻通知,摆摊、卖艺的人会非常配合地回家休假。按老吴(在另一个通道里吹笛子)的话说,“别较劲,互相都留点余地,以后好相见,不然就没意思了。

 

每个工作日7-9点,老吴在地下通道里演奏西洋笛

 

除了“”,还有一些不定时的特殊情况。他们偶尔会接到这样的通知:“最近上面有任务,快收吧,我们也难做啊。”

 

这种“任务”包括但不限于机关领导视察、重要会议、外宾接待等。不过地下管理会明显弱于地面,毕竟“领导就是坐着车,从窗户里一看周围环境,溜一圈就走了,谁来地下通道啊?所以就没怎么管。”这是袜子摊男主人摸索到的执法规律。

 

他们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微妙、平衡、默契,心照不宣。

 

多样化的城市人群离不开街边摊,街边摊也离不开城市。正如贴膜小哥所言,“大家下班回家顺路在我们这里贴个膜、买个袜子,比专门跑去超市方便多了,我们这也是为这个城市提供着自己的价值。”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在评论北京整顿“拆墙打洞”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那些被治理的建筑,本身也是市场对过去只重生产不重服务的城市建设模式的重要补充。

 

李铁还补充道,北京修补拆墙打洞,很多商贩被迫离开胡同、离开居民楼“底商”,造成的一个副作用是夜晚的街道人气没了,开始变得不安全。

 

但好在还有地下通道这个“合法建筑”作为退路,小商小贩们仍然可以在这里找到生计,而因“街边商业”集聚起来了的人气又能提供一个较为安全的城市环境。于是地下通道,一个原本用来分散人流量的基础设施,变身成了街边经济和公共安全的载体,这是城市规划师当初不曾想到的吧。

 

地下通道里的生存者尽自己的力量为城市增添温度,也在这个弹性空间里汲取生存的养分。在这里,我们也观察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现象,一批社会工作者展现了城市对他们的温情一面。

 

鹏哥的棉服和被子是七彩昀社会工作事务所捐赠的,事务所联络人李志华与他有长期联系。“春节前,他们有一队人来看过我,给了我一些吃的用的。”


社会工作者与地区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慰问地下通道生活无着落人员

 

2018年农历腊月廿七,七彩昀外展社工与B街道民政科联手开展救助,劝导地下通道里的生活无着落人员到救助站接受救助,并未劝导无果者发放救助物资。同绝大多数生活无照落人员心态一样,鹏哥不愿意去救助站,他在那天领到一床棉被和三包方便面。“他们觉得救助站不是长久之计,也不自由。”李志华告诉我们。

 

她说,救助站工作人员工作压力比较大,有惯性思维,不会特别人性化。“北京区一级的救助管理站正式在编工作人员多的有10名左右,少的甚至只有2-3人,他们要承担全区生活无着落人员的巡视、看管、护送,吃喝拉撒睡都要他们管。做不完的工作就都会积压在自己身上,很多时候他们自己的情绪也很成问题。”

 

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刚性执法的问题,为了人性化的城市管理,所以才购买社工服务,动员社会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李志华说,“政府是城市管理者,我们是协调者、支持者。”她与鹏哥是微信好友,两个人联系很密切,大概每个月都会见面。

 

就这样,“社会力量”成为城市管理者与边缘群体之间的“缓冲垫”,成为地下通道弹性生存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社会小政府”也是地下通道正在形成的一种隐秩序。

 

2012年5月政府开始购买七彩昀的社会工作服务,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项目为主,目前已经覆盖了朝阳区、海淀区和东城区。

 

据七彩昀工作人员称,在北京,像他们一样但功能略有不同的组织及研究机构等大概已逾千家,这种模式从香港流传到深圳,如今上海北京的公益组织已配合政府开展工作多年,正在向一些欠发达地区推广经验,协助他们开展工作。

 

这些民间公益组织的社工利用专业的救助能力,并带动以退休人员为主的志愿者群体,形成城市中敏捷的“神经末梢”,及时发现城市中需要帮助的边缘群体。




在北京,这个城市的管理者、使用者、协调者经过长期的冲突、博弈、磨合,自发协商出一种“弹性”。

 

正如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老师何志森所说,“没有一种混乱是绝对,在每一个混乱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秩序。我们是设计师,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秩序,把它破译出来。

 

这种秩序就藏在北京的地下通道里,藏在每个看不见的城市角落里。


本文仅代表作者的个人立场,且不构成投资建议。市井财经授权发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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