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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茹芸:情歌留给勇敢的人

2023-12-24 17:09:37

上《乘风破浪》之前,许茹芸只向导演组提出了一个要求,以自弹自唱的方式,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或许那一刻,她已经预料到初舞台选曲会带来争议甚至遭遇淘汰,但她并不在意输赢,她坚定且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如果说乘风是一种顺势而上的爆发,那么破浪,意味着逆境中的勇敢面对,不受年龄限制,不局限在舒适圈,不受困于传统观念,裸露出真实的自己。

舞台是黑的,钢琴是黑的,衣服也是全黑的。节目全场唯一的亮光,投照在许茹芸的双手上。手悬停于黑白琴键上方,接着狠狠按下,一连串音符冲出来,激烈的,带着点迫不及待,观众还来不及反应过来,前奏已经弹完,她唱出《现在该怎么好》的第一句。熟悉的气声,一如既往的真诚、细腻,但这首新歌,绝大多数观众没听过,他们懵了。

很多人以为,许茹芸上《乘风破浪》,会选首耳熟能详渲染情感见长的经典情歌开场。毕竟,在一档以成名艺人为嘉宾的舞台竞赛中,打情怀牌最容易在开头赢得注意力和好感。“建议我选《独角戏》 或者《如果云知道》的人不少。这些歌我也确实爱,我知道只要我唱,就会有集体怀旧。但是,既然导演组把选择权给到我,我希望自己能破一破框,在舞台上留下点不同的东西,这才是我来节目的意义。

出道27年,许茹芸有过非常“国民”时刻,专辑销售连续破百万张,最高的《如果云知道》达到220万张,被街头巷尾传唱的情歌一只手也数不完,“芸式唱腔”是蒙着脸上节目都会立刻被认出的辨识度。这些情歌造就了她,也困住了她。在“苦情歌手”的标签下,许茹芸的性格也被想象成柔弱的,敏感的,楚楚可怜的。在出道初期,她为唱片做巡回宣传,每到一个地方,记者结束采访都会感慨,你也太阳光开朗了。“我的个性和《如果云知道》相差很远,我就是有这个部分,我一直希望能被知道,被看到。”

真人秀是个不错的突破口。在此之前,许茹芸参加过《时光音乐会》和《蒙面歌王》,但都属于音乐类综艺,严格意义上来说,《乘风破浪》是她的第一个真人秀。虽然《乘风破浪》节目的进程也围绕着舞台公演展开,但观众更关注的,是姐姐们的排练日常和生活,这些片段展示出她们身上一些真实的性格,将她们还原为丰富的“人”。

“我也犹豫过,因为真人秀的工作性质,要24小时应对镜头。这些我过去没有做过,也不知道怎么做,更何况身处30个艺人的大组里。好在我是一个不害怕挫折的人,既然做了选择,就去承受结果。要打破舒适圈,我就破到底,不害怕在其中受到的伤害”。

她想了一会儿,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从小到大,每当走到人生重大关口,“勇一勇”都带来正面的回馈。

第一次清晰地有这种体会,是18岁在民歌餐厅打工,遇到唱片公司星探。民歌餐厅是1990年代初台湾地区的一道特殊风景,小型LIVE HOUSE先驱者,许多唱片公司制作人专门泡在餐厅发掘新人,包括孟庭苇、周华健、张雨生在内,有一大批人从二十块一小时的餐厅歌手起步,最终唱成巨星,民歌餐厅因此被称为“巨星的摇篮”。许茹芸从国光艺校音乐科毕业后,就和许多有音乐梦的年轻人一样,拎着琴去民歌餐厅碰碰运气。那时候,她小小只的,打扮也朴素,“扔人群里估计都找不着”,但是一开嗓,充满灵气。歌手这碗饭吃不吃得上,很讲究天分,那些大红大紫的歌手,往往不是嗓门最大资质最好的,而是可以用声音为歌词赋予情境,让人听过念念不忘。有经验的制作人,一听就能辨认出这种天分。许茹芸在餐厅唱了没多久,就收到三四个唱片公司试唱的邀请。

“都想签我。我一个个去面试,自己和制作人谈,比较不同的合同,挑了一家最对眼的,直到把合同签了,才回家告诉父母。当时还没有成年,合同需要监护人加盖一个章。”

父亲不是没有担心过。他和许茹芸一直关系亲密,小时候从家到学校,路上两个人无话不谈,许茹芸会把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和父亲分享。后来女儿长大了,他不再接送,但她是那种最不需要操心的小孩,下课晚回家都会提前打招呼。没想到,在人生重大决定的当口,许茹芸冲得那么猛。

“其实,我真的没想那么多。那些唱片公司出过多少张金唱片,有过多少艺人,给我多少薪资……这些东西,我都不在乎,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打算跟我签几年?”拿出10年合约的唱片公司都被许茹芸断然回绝,只有上华唱片的第一份约签3~5年。“我最在乎的,是时间,我愿意为失败付出的时间代价,我能不能承受得起。我当时18岁,如果唱歌无法成为我未来一生的事业,如果我一败涂地,那一纸合约最多浪费我三五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来得及找其他出路。”

父亲认可了她的解释,第二天一早去唱片公司签下合约。隔年,专辑《泪海》面世,一炮而红,许茹芸乘风而上。“每一张唱片发出来都是很‘炸’,30万,40万,100万……所有人坐下来就讨论,我们有了更多钱,下一张专辑要怎么做,去日本拍MV,买贵的打歌服……”世纪交汇这十年,整个唱片业的产业和氛围,都处于持续上升的黄金期,也是公认出了最多好歌的年代,许茹芸赶上了这波潮水。这次在《乘风破浪》里和那英舞台组队,两边的歌迷翻出她们同框的各种照片,其中有一张给许茹芸印象很深。“仿佛是哪个颁奖礼,我旁边坐着刘德华,不远处还有陶喆他们,身后那英和王菲坐在一起,哇,那时候大家都好拼,每年要发两张专辑。”

一年发两张专辑,并不轻松。大概有六七年,许茹芸一直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白天跑通告、拍广告,接受各种媒体采访,参加颁奖礼,晚上回到录音棚录专辑。有几次,日夜连轴消耗得太多,录完歌,整个人累得动不了,蹲在无人的录音棚里大哭。媒体长期反复问相似的问题,也让许茹芸心思疲惫。“整个宣传期,我就会像复读机一样反复重复同样的话。我问工作人员,为什么媒体不把问题集中起来问,但他们告诉我,比你大牌的人都是这样啊。”

最开始,还有明确的目标帮她对抗疲惫,但随着销量和奖项一个个被达成,焦虑和迷茫逐渐占据上风。她问自己,真的要一直这样下去吗?问题飘在空中没有答案。2002年前后,身体给出的信号越来越明确:她不穿高跟鞋不出门,不化妆也不离开房间,不能独自去人多的地方逛街或者进超市购物。对人群恐惧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她觉得,到哪里都有人看她,议论她,甚至在酒店房间里,也无法一个人入睡,助理必须呆在套房的外间24小时陪着,她才安心。许茹芸知道,自己真的撑不住了,她又到了必须“勇一勇”的关口。

这一次她下决心离开,换一个地方生活,和工作做一个彻底的切割。目的地选在纽约,一个和台北距离很远的城市,这或许是一种心理暗示,远离自己不喜欢的每一天。

“最难的不是行动,而是行动之前的勇气。一旦有了决心,过程变得非常容易。我安置了对我最重要的两个家庭成员,给爸爸装上SKYPE电话,这样我们每天都可以通电话。给我的狗找到愿意代养一段时间的朋友,保证它不会被遗弃。”

2003年的春天,许茹芸拎着很小的一个行李箱,离开台北。她在纽约过了半年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每天固定时间去上课,跟大学里的写作老师聊天,讨论诗歌和生活。和同班学生一起做小组作业,他们叫她的英文名字VALEN,只知道她是一个出过书的作者。在夜里,和房东坐在楼梯上聊天,觉得自己像《老友记》的女主角。状态渐渐找回,她不再需要高跟鞋营造气场,也不再害怕晚上走夜路回家。“在纽约,我重新建立起我对陌生人的信任感。”她说。

从纽约回到台北,许茹芸又可以重新做音乐了,甚至感觉比以前更畅快。从前做专辑,掺杂了太多其他人的意见,太多的大众期待,虽然她也有创作,但是很局部、很微小,无法影响河道的流向。现在,当她甩掉了过去的包袱,脚步变得轻松,旋律的灵感涌现,一下子歌就写成了。“我可以用我的音乐很大声地宣布,唱情歌并不需要很弱的性格。”许茹芸说,好的情歌像是一个故事、一本书,甚至一部电影,它是有很多层次的。哪怕是悲伤的情歌,也不会从头苦到底,它要经历过抗争和溃败,将心痛、孤独、无奈或者快乐慢慢叠加,最后抵达情绪的高潮。歌手所做的,就是找到发力点,反复拉扯情绪,直到最后崩溃,像橡皮筋被拉到极致一样。“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唱情歌好听,那是因为我唱歌的时候不怕把情绪拉到满,哪怕这种极致会带来巨大的痛苦。我有信心,我可以勇敢面对这些痛苦。”

这些年,生活将她身上的勇敢打磨得闪闪发亮。如果说,十八九岁的勇敢里还带着点冲动,30岁后,许茹芸已经能用更开阔的视野看待逆境。“放到时间的长度上来看,那些最勇敢的决定,都换来了好结局,哪怕走多一点点弯路。”她说,如果当初不是放弃工作,放弃最红的时间段去纽约,她不会练好英语,那么,过几年遇到丈夫崔栽诚的时候,自己可能都无法和他交流,更不要说结婚组建家庭了。

今年许茹芸来参加《乘风破浪》,也有丈夫的鼓励,她很高兴走了这么一遭,还收获了一批00后粉丝。新粉丝们对许茹芸没有过去的情怀加成,她的所有作品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他们会用同一套评价体系去打分。许茹芸欣喜有这样的存在,“不断接触新鲜的事物,让我感到更开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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