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春林
近日，一部发生在音乐学院附中的青春励志电影《闪光少女》在网上引起关注，进而引发了人们对于民乐和西洋乐器孰优孰劣的热议。
《闪光少女》中的斗琴片段
其实，中西乐器，在表达音乐这一目的上来说是共同的，相互迥异的方面主要在于为达此目的而产生的表达方式上。在表达具体的音时，西方近代乐器的确定性比较强，东方乐器则采取更多非确定手法。
性格不同特长不同
我们以拉弦、吹管、弹拨各举一例，以示其区别。以小提琴与二胡相比，小提琴左手的指板是确定性因素的关键，演奏者左手按弦后，将弦压在手指与指板之间，弦基本上被固定，使之发出以所按音位为准的确定性音高，在此之后手指给予弦的任何压力均不能改变弦的音高。二胡没有指板，手指按弦以后，弦并没有被彻底固定，而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上下里外地进行运动，这就为二胡的吟、揉、滑、抹等多种演奏手法提供了条件。再以长笛为例，长笛属于带键乐器，由于有键，使每一个音得以确定；同时，由于有键，所以长笛无法演奏抹音和滑音。竹笛无键，使孔与手之间的空间自由度大大提升，可以非常容易地演奏抹音、滑音、打音、历音等手法。最后以竖琴和古筝为例，竖琴琴弦为两点固定，弦一旦被固定，音高也就被确定。当弦在发音时，演奏者的手不能碰弦，碰弦就意味着终止发音，同时，弦在发音时也不可以揉弦。古筝虽然也是两点固定，但是在弦的中间有码子，把弦分为两个部分。右边的弦用于演奏，左边的弦可以通过左手的运动，对右边的弦所奏出的音给予几乎随心所欲的揉弦、波动和装饰，可以通过左手的按弦奏出所有可能分辨的微分音，还可以通过左手压弦的张力变化使得右手的音程扩展到小二度、大二度甚至小三度。
从上面三例来看，西方近代乐器具备较高的确定性，确定性能够保证音的准确程度，并使乐器组合纵向和声的音准与共鸣得到保证，使主体音乐音响得以更好地完成。中国乐器缺乏物制的确定性，多了一些人为的非确定性，这对于擅长旋律并多以旋律运动为主体的民族来讲无疑是一个优势。演奏者不必顾及其它，专注在音的表现上下功夫，使演奏者内心细微的感觉表达不受确定性束缚而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背景不同理念不同
中西方乐器的差别，是由于它们存在和发展所处的地域和人文背景各不相同。
西方艺术多具理想色彩，无论其绘画还是音乐，其表现基础重在写实。东方艺术却更具幻想色彩，其表达方式多为写意。以绘画为例，西方油画讲求焦点透视和多种色彩的搭配，画面须填满不能留白，所有被画物体均要求非常形似，画人体更要求画者懂肌肉、骨骼的构造与名称，为此，画家甚至要去学解剖学。国画多为散点透视，色彩上只用黑白即可，画面允许留白，被画之物更提倡神似而非形似。推及音乐，现代西方音乐注重旋律、节奏、和声的立体进行，音乐表达形式采用的是多声部表现手法。即使是独奏，也必定有伴奏。东方音乐偏重旋律和节奏，和声概念甚为薄弱。在民族管弦乐队成立以前，中国数千年的音乐表现形式基本都是采用单声部、单旋律、单线条的模式。即使是多种乐器的组合以及民间合唱，也是建立在单声部音乐基础上的变化合作，并没有统一和声理论支持和严格的多声部音乐结构。在两种不同理念和音乐表达形式的影响下，不仅音乐本身产生了不同的风格和体系，同时作为表达音乐的工具——乐器本身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很大的差别。
正因为民族乐器演奏上的非确定性，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民族管弦乐的合奏形式饱受各方诟病。原因即在于，这种模仿西方交响乐成立的民族乐团，从作曲手法到和声配置以及曲式结构都是模仿和借鉴西方的多声部音乐，这种音乐要求和声准确、演奏方法一致，消除个性，加强共性，如此必然与传统民族乐器演奏上的非确定性产生极大的矛盾。这些问题尚需要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进行摸索和解决。
严格地讲，用西方近代乐器和中国民族乐器作对比，是有些不公平的。因为，在西方，西欧以文艺复兴为先导，以资产阶级革命为动力，以工业革命为成果，成功地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带动下的制造业革命推动了乐器改革，欧洲的乐器进行了一次近乎彻底的改变，属于新生代乐器。而在地球的另一面，东方的中国社会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民族乐器没有经历一个彻底改革的过程，只是略有变化地基本按照原有形态被保留了下来，基本上属于原生态乐器。
所以，东西方乐器的异同不能仅仅用谁好谁不好，谁先进或谁落后这样简单的概念去理解。西方乐器小号能够演奏威尔第的大进行曲，这固然是唢呐的弱项。但是对于《百鸟朝凤》，唢呐却能比小号更得心应手。应该说，每一个民族乐器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每一种民族乐器的形成皆是该民族群体审美意识的必然选择，并非仅是一种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