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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公能精神带到了劳改农场

公能学社2020-05-27 06:04:57


[公能学社按]前不久公能学社在西北某市采访了一位40年代就读于南开系列学校的老学长。老学长大学毕业后志愿到最艰苦、最边远的地区工作,因此选择了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县城,在中学教书。文革前期蒙冤入狱,后到农场劳改,至文革结束以后才恢复自由。关于南开,老学长谈了很多亲身体会,表示公能校训确实影响了他的一生。

 

南开的教育对我影响是很深远的。我在体育、文艺方面的爱好,仅仅是业余水平,但比有的从专业学校毕业的还厉害。从小在南开这个环境中耳闻目染嘛。我的业余爱好比较丰富,喜欢唱歌、朗诵,爱玩机械类的玩具,田径、体操、举重、拳击、击剑、大小球类项目都会一点,民族乐器、西洋乐器、打击乐器都能操弄。会作曲、作词、说相声、演话剧,当个编导也凑合。反正没专门学过,没框框,胆大不知羞地干吧。我现在的心态比较好,和对体育、文艺活动的爱好还是有关系的。我理解,搞文艺实际上是会休息,是个放松,不是坐在那里不知做啥。利于陶冶情操,可以在旋律中得到享受、感染。[按,体育和音乐教育是老南开的重要特色,蜚声全国。]

 

我是省里足球界的元老。其实我最擅长的是游泳和棒垒球,这都是在南开学的。小时顽皮好动,爱冒险,再高的树也能爬上去。为了学会游泳,不知喝了多少口水,差点淹死,学会后整个夏天只要有机会都会泡在水里,玩到天黑才回家。离开南开到西北后[按,老学长读中学期间随家人迁居西北某省省会],由于城周边水域缺少,只好打垒球,踢足球。后来为参加全国24个省会城市的青年足球锦标赛,市里选拔组队,我经老师推荐,一去就选上了,担任队长。经过分区预赛,到北京决赛,荣获全国第六名的好成绩,这也是解放后本市在全国足球赛中最好的成绩。为此省体委决心在此基础上组建省级的专业队,我的好多队友都进了专业队。我当时已考上了大学,于是比赛完后仍回到学校读书。考大学的时候,同学们觉得我应该考体育、艺术,但我受中学老师的影响,报了师范类,读的数学系,我觉得体育、音乐是不入流的。这是受传统观念影响。后来在参加工作的实践中愈来愈感受到,体育、文艺对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是绝对不能或缺的。

 

大学毕业,我响应号召,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结果分配到黄土高原的一个偏僻小县的县中教书。一开始就带高中数学,跟班走,从高一到高三,还担任高三的班主任。这个高三班是该校解放后的第一个高中班,参加高考后,考上大学的有八位同学,其中有一位考取了北京大学,这在当时全区教育界都轰动了。

 

在中学教书的这段时间,我还代过俄语、音乐、体育课,还担任校足球队、排球队的教练。中学生正是长身体的重要阶段,除去必学的文化课,没有体育和文艺活动的内容加入,这个班级是没有生气的。我当班主任,班上学生都受影响,当年的学生后来从事体育、艺术工作,在全省取得很好成绩的都有。

 

老师的兴趣爱好,学生自然就来学这个。我拉二胡,吹笛子,学生都围着我安静地听。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我说是初中时学的,是初中的基础。每周给班上学生教一首歌。我爱吹口琴,不少学生买口琴学着吹。我吹笛子,学生想学,县上买不到,我利用假期到省城,买了四五十支笛子,送给大家每人一支,班上笛子大合奏。还教学生用猪尿泡儿蒙音箱做二胡拉。班上的课外活动时间,吹拉弹唱自娱自乐,热闹得很,其他班级同学都非常羡慕。我成了学校音乐老师和体育老师的好助手,凡参加县上文艺宣传或会演、合唱比赛等活动,县中学始终名列前茅。

 

通过这样的实践,我认识到体育、文艺活动的开展,对青少年陶冶情操、提升素养、强健体魄、锻炼意志品质是太有价值了。在当时的条件下,文化生活单调枯燥,除了听广播就是看电影,或者看县剧团演古装剧。同学们自己动手,自己寻开心,会放松,会休息,会锻炼,丝毫没有影响文化课的学习,反而劲头十足地学好文化课。[按,老学长退休后还参加本市高校教授合唱团的活动,在市、省、全国、奥林匹克等比赛中屡获金银铜奖。除每周唱歌外,还给大家服务。正采访时,接到电话讨论活动安排。]

 

文革中,因派性作怪,加上别有用心的人将水搅浑,将我扭送入监。军管组判我死刑。县里第一批报死刑的人是三名,我是其中之一。其中两人被执行了,我却没有动静。后来又执行了两批,依然没动我。在牢里,不准刷牙,黑夜从没有看到过灯。晚上睡觉前每个在押犯人把大小裤带一律放在监舍外,早起后拿回来系上,怕犯人自尽。由于关押时间太长,精神高度紧张,要用极大的克制,度日如年。

 

我时刻准备挨枪子那一天。69年入监,到71年,听新入监的人说,林彪坐飞机逃跑,栽死在外蒙古了。我真是目瞪口呆,没想到出这样的大事!我要求和看守所所长谈话,所长问我想谈什么,我说:关的时间太长,精神几乎崩溃,好坏拉出去毙了算了,我已受够了。所长说:死不了啦,在这里安安稳稳的,耐心等待,不要出事!就这样,又关了四年,给我宣判有期徒刑15年,送农场劳改。在六年的关押中,完全断绝了与社会的丝毫联系。

 

到农场改造后,因为我在各方面的表现符合立功减刑条件,第一次给我减刑两年,第二次是余刑全减(刑期不够两年了)。刑满后出监,去省城看我当年的足球教练王老师。一进门,我说:王老师!王老师摆摆手,让我坐下。待了三四分钟后,他开口说:你是人,还是鬼呀?原来当年判我死刑的布告已经贴出来了,好多同学和知道我的人都看见过,我的名字用红笔已打了叉叉的,所以人们认为这个人已经毙了。

 

回家见了老母亲,才知道没有枪毙我的真实原因。我入监后,母亲心急如焚,让我妹夫帮助写申诉材料。晚上,周边邻居入睡后,把窗户用毯子盖严,不露灯光,十几遍地修改。母亲想方设法,不知什么本事,把申诉材料送到当时省革委会领导手上。领导看后批了几个字:xx的问题要慎重。所以一批一批枪毙的事,把我就往后推一下,放一阵,慢慢就搁下了。林彪出事后,判死刑的权限从省上改归中央(更加慎重了),我的这条命也算留了下来。刑满出监后,前后用了十年时间,上诉复审,最后得到新的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这已经是1997年的事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专政对象。现实太残酷了,从公民到犯人,让我对人对社会又明白了许多。特别是在农场四年多的劳改中,经过了许多人和事,在我心灵深处的印记是太深太深了,终生难忘。

 

前不久,我呆过的农场(监狱)搞成立纪念活动,我作为嘉宾应邀参加。我是被邀请的唯一的曾经的犯人。见到很多老领导、老熟人和农场子弟学校教过的学生及家属等,他们热情地和我说话,问这问那。他们说得最多的是:x老师,你对我们监狱的建设是出了大力的,是有贡献的。其实作为我来讲,进了劳改农场就是一个被改造的专政对象,用政府的话讲,要用自己的汗水,冲刷所有罪恶,脱胎换骨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我咋想,我在这个地方和我在社会上的劳动是一样的,用我的汗水为国家建设增砖添瓦。我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假装出来这么干。总有一天会把我这个案子弄清楚,我是冤枉的。

 

这个劳改农场,以农业生产为主,在全省是比较大的。远离县市、城区和人口密集地,在一条几十里长也比较宽(二三百米)的川道里建场。在主川道里分几个监区,也叫中队或连队,连结的小川道里设的监区较少,石子公路在主川道,交通方便,便于管理和给养供应。每个中队算是一个独立单位,像个小的社会,什么都有,有武警监守,有干部常住管理犯人。一般一个中队的犯人二百人左右,就在监区附近的田地里劳动。养马、牛、猪、羊、鸡、狗、鸭、鹅、蜂、鱼,种菜果园的叫外役,一般住在监外的畜养点上。还有木工、铁工、管发电的、开拖拉机的、赶大车的,晚上住在监内,白天工作在监外,收工后必须按时回监。能当外役的都是表现好、积极改造的犯人和刑期将满的犯人。监内的生活标准,以保证正常生产劳动为主,和社会上是不能比的,但吃饱、保证卫生是没有问题的。监内还有医务室,医生是犯人担当,也有病号灶,大病就要送到场部医院治了。

 

农场那几年,终身难忘。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我得适应这个环境。一个小组一二十个犯人,可能因为我是教师,有文化,让我当记录员,也就是两个小组长之一。窑洞睡大通铺,组长要睡到门口最边上,也有监督本小组人员行动的职责。犯人什么样?当然也有一些坏人,里边什么人都有。晚上睡不着,一二十个人就开始讲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儿,比如赌博怎么做骰子,搞男女关系,怎么诈骗。我就在那里听,通过这些认识社会。更重要的,认识了人,人的本质,人为什么会堕落,给社会、亲人带来伤害和悲剧。我到这个大染缸里来了,我知道坏,但我不学他。这是认识社会的过程。

 

做小组长,首先自己必须行为端作风正。劳动,我走在第一线。各种农活,石土活,拉架子车运建筑沙石料,抗洪抢险等等,始终走在前面。不要说犯人服气,连干部也没想到,一个在知识分子家庭成长的教师,为了积肥,能下到粪坑里。然后要公道,要正派。犯人,他先看你这个组长是不是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的人,那是政府的狗腿子嘛,他很反感。来了一看,x老师这个人很包容。我在监狱期间,从未打过任何犯人的小报告,小事我都揽在自己身上,犯小错我说是我的责任。所以那些人说x老师敢于承担责任。小错,也就是偷吃偷喝之类,为了活命,拿衣服换一个馍。这样,同监犯人就了解,我不是踩在别人身上捞好处的人,所以他们都支持我。所有的犯人都说,你是不是个共产党员?我说不是,我还不够条件。最后到什么程度?把这个监狱最不听话的、表现坏的,都放在我这个小组。放在我这里,好像这个人就变好了,融入这个团队。和里边最贫困的农民这些,最受气的,最不会说话的,结合得很紧密。特别关注没文化但实在出力的农民,力所能及地关心和照顾。我在监狱里结下这些朋友,有的还在,还有来往。

 

在那个环境里,我比较注意保护自己。别有用心的人折腾我,我自己不要折腾我。在逆境中不要消沉,只要活着,事情会有落实的那一天。我要把身体保护好,以后还要申诉,家里还有老母亲,身体垮了不行。然后我不能做违反监狱管理规则的事情。农场劳动,早上吃完早点出发,天黑之前往回走。累了午休一小时,多数人把棉袄铺在地上睡了。两边的田坎上都是哨兵拿着枪,别人睡,我就站起来走走,因为潮湿可能得关节炎。哨兵说:别人睡觉你怎么不睡?我说:活动活动。他说:你想跑吗?你跑能有枪子跑得快吗?我只好笑笑。我到现在没有关节炎。我有腰椎间盘突出,和农场劳动有关,架子车拉石头修渠。

 

这样的生活有九、十个月时间,后来去了测绘组,就搬出去住了。在农场里有几件事情感受挺深,先说这个测绘组。

 

这个农场的领导很有水平,突出在对政策的执行上,让我真没想到。农场的生产组(行政建制)领导下,成立了干警管理由犯人参与的这个“测绘组”,成员由工程师、技术人员、教师等文化较高的人员组成,专门为农场的有关建设搞规划、测量、绘图、施工等工作,实际上是给农场领导在工作技术层面起个参谋作用。修筑堤坝,建水库、排洪灌溉系统,水平梯田的全面规划,公路修建,供变电建设,煤井开挖,干部家属院的兴建,绿化带的建设等等,都是由测绘组完成设计,由连队犯人施工完成。测绘组的犯人,搬出监狱另住一处,脱离武警看守,在全场范围内可自由行动,没有人逃跑或干违犯监规的事,非常自觉,平时由组长(也是犯人)管理。我到农场半年多调到测绘组,什么都干过,不懂不会的其他犯人口授手教也就学会了。前面他们说我对场里建设有贡献,这是一方面吧。

 

第二件事,每年冬季,春节前,农场里各连队组织文艺演出队到场部大礼堂搞一次文艺会演比赛。我代表的中队演出队,自编自演的内容,获得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场里领导发现,犯人中人才不少啊,于是决定以我们这个演出队为基础,成立全场的文艺宣传队(犯人说是剧团),任命我当担任队长,把各中队的文艺人才集中起来,搬出监狱,单独边劳动边排练,配合场部的工作计划,轮流到各中队宣传演出。那时女监都集中在省城,地方上只有男监,所以演女人只能男扮女装。在这个农场,办这个剧团,是从我开始的。在全省监狱系统,这是个很少有的事情。

 

我们下去演出,受到犯人的欢迎是空前的。那时,场部有专门的放映员,每月最多可以看到两次电影,以样板戏为主,除了报纸,没有其他的信息来源。我们排演的节目和内容,除宣传农场中心工作以外,大量的反映犯人如何认识犯罪根源、对社会的危害、对家庭的损失这些切身的问题,从而激发出犯人自觉改造的动力,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回到亲人的怀抱,弥补不孝的后果。这是用犯人来教育犯人,用干部的话说,这是“以毒攻毒”。犯人最知道犯人想啥嘛,好逸恶劳,孩子咋过,老婆要离婚等。创编是犯人,观众是犯人,舞台是监狱,自编自演自导的全部是犯人,能不真实,能不感动吗?演出时,常常台上掉泪,台下哭声一片,台上高兴,台下掌声一片。这种文艺演出的教育效果,比干部干巴巴的说教不知道强了多少倍。据干部讲,宣传队的演出影响很好,偷奸耍滑、好逸恶劳的改变了,违犯监规、不服管教的现象得到遏制。你说所以通过这个宣传队,我对农场管理、对犯人改造也都是有贡献的?也可以这么说吧。

 

顺便把我当宣传队长的感受也说一下。我自己尝到被冤屈的痛苦,因此对人对事的认识和处理就比较清醒。首先这是监狱,凡送进来的人,不论什么原因都得按监规办。我一点不怕节目的编排、演员的指导、音乐及乐器的配合、服装道具制作等问题,真正操心的是怕队员出问题,因为队员自由行动的机会太多了,离开监狱高墙的封闭管理,出事的可能极大。万一出事,对管教干部、对犯错的人、对宣传队的名声都不好。宣传队从成立,到我离开,一切平安。我的原则是:大事清醒,小事说理包容,不拉帮结派。

 

第三件事说一下我在农场子弟学校教了近两年书的事儿。农场子弟学校毕业生,多年来考上中专的很少,更不用说考上大专或本科了。场领导决定,把曾在社会上教过书的犯人,调到子校任教。一开始抽调了三个,一个教外语,一个教理化,我是教数学,组成犯人教学小组,我任组长。试教了一段后,认为可行,又在全场人里边,去找有没有能胜任在中学教书的,试讲让我听,因此又从全监范围选调了历史、体育、美术、物理、数学等课教师参与子校教学工作。为此,改善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专门腾出一间教室,让我们集体办公、备课、答疑等活动能顺利进行,自然也好管理,也能互相监督。吃饭改在场干部食堂用餐,享受干部标准,住宿仍集体住在副业站(刑满就业人员工作单位),所以犯人们称我们这些犯人教师为“高等犯人”。学校的校长、主任和所有的指导教师(指同课头的公办教师),把我们当人看,看成是同事,尊重人格,关心体贴我们的生活,这给我们心灵上是温暖的。需要说明,我坐牢、劳改,没有受到很多的折磨、侮辱,场里领导知道我是误判的。

 

离开了农场回归社会以后,和农场干部以及我教过的学生的联系始终不断。他们告诉我,子校毕业的学生,陆陆续续不仅有考上中专、大专的,也有考上本科的,考取招工招干的就更多了。场领导和学生家长,对我们是一片赞扬。

 

劳改农场这四年多,先有大半年搞劳动,后来是在测绘组,下来是宣传队,然后是学校里教书。测绘组、宣传队以及学校教书的犯人,因为表现好,后来陆陆续续都有减刑的。

 

1980年我因两次减刑提前释放。他们想让我留下来就业。这时有些干部跟我说,你不能留在这里,你要有什么让他们不满意,他们又可以念紧箍咒,说你是个犯人。于是放我那一天,我爱人来了,跟场领导谈,说家里还有老母亲在,还有孩子,他十几年没有回家。所以没有留下来。

 

回到社会后,没有回到教育上,以“社会闲散教科技人员”的身份重新参加工作,在地区(现在叫市)体委,一直干到退休。在体委工作的十几年间我参与修建体育馆、游泳馆这两个带标志性的体育设施,是所在地区建筑史上的第一馆。说来也奇怪,我不是学建筑的,体委领导任命我当体育馆筹建处办公室主任。当时我还没有平反,还是有前科的犯人,又碰上了好领导了,就为了这份信任和放心,我一定要干出个名堂。当时,我这个筹建处只有三四个人,前后约十年时间(资金不到位造成)终于建成。

 

后来有人问体委领导,为啥用xx老师?领导说,文革是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好人犯错也有客观的原因,过去就让它过去吧!着重看他现在的表现,他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让他发挥呢,用人不疑嘛。我没学过建筑,好在过去打的基础,原来我们受的教育,建筑怎么搞,图纸那些,有百分之八十能看懂。再从考察、立项、资金、设计、出图、招标、施工、采购、质检等环节,边干边学,向专业人员请教,就这样拿下了这两馆建筑。当审计人员做“合格”结论时,了解到甲方只有三四个工作人员时,都称这是地区建筑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我被体育界别推选担任市上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当就是三四届。那时我还没有平反,能进人大、政协,在当时当地也是没有先例的。

 

回忆起来,受过南开系列学校熏陶的学生,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坚定自信,不消沉,都能顽强地活着,为国家的事业干着。“公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可以说已经溶入我们的血液中,使我们在自觉不自觉中,充分地、淋漓尽致地在执行着它、表现着它。“公能”太高明了,这么简单的两个字,包容的东西太多。张伯苓老校长的树人思想太深刻、太伟大了!

 

过去的折腾都过去了,今天再不要折腾自己了,享受生活吧!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吧!“公能”精神永载史册,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