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乐器进入中国的历史

     明万历二十八年岁尾（公历1601年1月24日）
　　对中西文化交流颇有贡献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hco Ricci，1552—1610年）第二次来到北京。在他向神宗进献贡品中，有件当时欧洲颇为流行的乐器，是架最早的键盘乐器——击弦古钢琴。
　　1623年这一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受命修理钢琴，他马上做出银质的琴弦，将琴修整一新。
　　1673年，经人推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年）应召担任康熙帝的音乐教师，教授西方乐理和古钢琴。
　　1703年
　　康熙帝尚能在古钢琴上弹奏中国古琴曲《普奄咒》，足以表明康熙帝已能融会贯通东西方音乐。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我国最早出现的一本以乐律学为主的音乐百科全书论著《律吕正义》，书成于1714年，分“上、下、续、后四篇”。续篇一卷中的《协均度曲》章，介绍了西方乐理知识，系统地说明了五线谱以及唱名的含义和用法。可以说，这是部最早介绍西方乐理知识的汉文著作。此书为清帝康熙敕撰，由魏廷珍、梅珏成、王兰生编修。
　　乾隆七年（1742年）
　　这年乾隆下旨组成一支西洋管弦乐队。这支中国最早的西洋管弦乐队有十四人，都是选自宫廷的太监。他们配置的乐器有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双簧管，以及吉他、曼陀林和一架“铁丝琴”（大约是架钢琴）。
　　1818年
　　在渐渐繁荣的南京东路上出现了一家谋得利洋行，它所经营的进口业务就包括钢琴、风琴等西方乐器。半个世纪后，1870年在闸北宝山路的谋得利洋行开设了谋得利琴行，专做“洋琴”生意，业务扩展为在沪装配和生产钢琴、风琴，当然也进口钢琴等西方乐器。谋得利立足沪滨，长期为上海音乐界服务。
　　1872 年6月21日 
　　《申报》刊登意大利洋行的告白，称“新到洋琴、鸟音琴等”。
　　1875 年
　　南京路外滩出现了一家罗办臣琴行，是谋得利洋行外籍职员罗办臣离职后，在清官吏周孝堂的资助下开设的，主营业务是售卖进口钢琴等西方乐器和乐谱，也是早期的一家知名琴行。
　　大、小提琴是什么时候从欧洲传到中国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硏究的中西音乐文化交流课题。在细致搜集各种讯息，翻查有关历史资料后，终于能拨开云霭见月明，得到水落石出之真相。令人感到意外惊喜的是，西洋提琴、室内乐传入中国，竟和澳门有着息息相关的历史渊源。珍贵的历史数据源于现存中国历史档案馆，乾隆年代清宫造办处的历史档案“乾隆朝《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现摘录如下：
　　作为泊来品，大提琴传到中国大约在前清康熙年间，据文献记载，当时只是作为贡品经由西洋传教士带入中国，并引起皇帝及朝野官员的好奇和兴趣。到了乾隆年间（1742年），宫廷里开始有太监跟洋人学习大提琴。当然，这些已经是二百五十年前的事了……。
　　乾隆六年（1714年）
　　于本年七月十九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西洋人鲁仲贤认看的大拉琴一件、长拉琴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
　　奉旨：西洋人会弹即令伊等教内廷小太监学习，如乐器上缺少之物，将名色开来，里边查给。钦此。
　　乾隆七年（1742年）
　　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对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来说，太监高玉等交琵琶一件、弦子六件、小拉琴十件、长拉琴一件、西洋箫大小八件、斑竹板三块、笙一件。
　　传旨：着西洋人认看，收拾得时即在陆花楼教小太监。钦此。
　　乾隆十五年（1750年）
　　于十五年正月初四日，员外郞白世秀将武备院做得青倭缎靴八双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迄。
　　九月十二日，柏唐阿福明来说，八月初九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俟出外以后，着传会琴西洋人打出琴谱，交与弦索上人学。钦此。于本日，员外郞白世秀为西洋人魏继晋、鲁仲贤、那永福三人在瀛台教琴谱，请欲行给饭，回明怡亲王、内务府大臣德（保），准行。遵此。
　　以上珍贵的历史数据清楚地列明了存于清宫廷中西洋乐器的情况，其中出现的乐器名称有小拉琴、长拉琴、大拉琴。若将现代乐器名称以之对照，小拉琴应是小提琴，长拉琴应是大提琴，大拉琴就是低音提琴。档案中提及的西洋人鲁仲贤（Joannes Walter，1708—1759年）、魏继晋（Florians Bahar，1706—1771年）是何方人士呢？原来两人都是来自澳门的会传教士，鲁仲贤为波西米亚籍，魏继晋为德国籍。从档案记载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得知，这些提琴主要都是澳门传教士鲁仲贤带进宫廷并管理的，而鲁仲贤、魏继晋两人更是担任教授宫廷小太监的提琴教师。
　　鲁仲贤是澳门会派往北京宫廷的传教士，他携带的西洋乐器提琴，应是澳门会通过葡萄牙商船从欧洲运至澳门，再从澳门带到北京的，澳门也就顺理成章成为西洋提琴传入中国的发源地。鲁仲贤和魏继晋是如何得到清朝乾隆皇帝赏识，而能在清宫廷任音乐教师呢？清宫历史档案中，《律吕正义后编卷首文件》记载：
　　乾隆六年（1741年）
　　十月三十日，臣张照奉旨：着问西洋人有能通晓律吕者否？彼土所用乐律与此土同异，一并具奏。钦此。
　　接着档案还记载了张照奉旨调查的结果，摘录如下：
　　十一月初二日，臣张照谨奏：
　　臣问得西洋人在京师明于乐律者三人：一名德理格，康煕四十九年来京；一名魏继晋，乾隆四年来京；一名鲁仲贤，今年十月内到。德理格年已七十一岁，康煕年间考定中和韶乐，纂修《律吕正义》时，伊亦曾预奔走，能言其事，较二人为明白。考其乐器，大都丝竹之音居多，令其吹弹，其音不特不若大乐之中和，较之俗乐更为杀促数。但德理格能以彼处乐器作中国之曲，魏鲁二人倚声和之立成，可知其理之同也……
　　从档案中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得知，德理格在康煕年代已进京，在宫廷任职音乐教师。而魏继晋于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进京，任职清宫廷音乐教师。鲁仲贤则于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年）进京，与前二人共事。
　　最早的西洋乐团演奏，是发生于康煕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据法国人弗罗格（Froger）所著《法国人初次来华记》中记载：
　　一六九九年（康煕三十八年）帝南巡，三月十日至镇江金山，十二日上述九教士奉命登御舰，与帝共坐一舱，约历二小时半，帝询各人特长，并聆伊等演奏西乐；帝于西乐规律颇表惊奇，乃有意以西乐改善中国旧有音乐。十三日傍晩，帝又合登舰，再听西乐，并提出奇异问题质询。
　　从以上的文字中，可明确显示出，康煕皇帝非常喜欢听西洋音乐，四天之内两次聆听西乐演奏，这对于日理万机的康煕皇帝来说，已是极为罕见的嗜好。文章中“帝于西乐规律颇表惊奇”，“并提出奇异问题质询”，表现出西洋音乐深深吸引了康煕皇帝，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这已为日后清宫廷建立西洋乐团埋下先机。而文章中提到的“上述九人”，是于一六八六年从澳门来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根据康煕皇帝的旨意，，他们全都是经澳门而进京的。史料还指明：其中颜理伯（Philibertus Geneix）和南光国（Ludovicus Pernon）两人精通音乐，擅长演奏提琴与长笛，并且能制造及修理乐器。从当时规模来看，这九人的乐团，编制上应属于西洋小型室内乐团，相信当时演奏的乐曲是欧洲室内乐作品。
　　由于康煕皇帝对西洋音乐的喜爱，随之就在宫廷里建立了一个小型西洋乐团，而当时的乐团成员基本上都由澳门会传教士所担任，会士徐日升（Thomas Pereyra）担任乐团首席乐师，会士严嘉禄（Slaviczek）、石可坚（Leopoldus Liebstein）都是西洋团的乐师。宫廷西洋乐团的演奏一直延续到乾隆年代，而这时的澳门传教士鲁仲贤、魏继晋已担负教授小太监的重任，相当于现代的艺术指导，这时的宫廷西洋乐团成员已从最初的西洋传教士为主，转变成以宫廷习乐小太监为主。这中间半个世纪的时间，西洋传教士实际上已在中国宫廷内，教授培养了一批可以胜任西洋乐团演奏的提琴、室内乐乐师，这应是在中国最早的提琴、室内乐艺术的传授及表演活动。这可以看成为宫廷西洋乐团已从西洋人为主，变成中国人为主的实质性转变。
　　而在数量上的比较，乾隆年代的宫廷乐团，已从康煕年代的九人小型西洋乐团，扩展到乾隆年代拥有数十乐师的中型西洋室内管弦乐团。从上列清朝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乐团编制有：小拉琴（小提琴）十把，长拉琴（大提琴）两把，大拉琴（低音提琴）一把，西洋箫（木管乐器）八支，象牙笛四支，琵琶、弦子（弹拨乐器）七把，斑竹板（木琴）一架，笙（风笛）一把，铁丝琴（洋琴或古钢琴）一架。上面所列乐器共有三十五件，完全能够配备一个室内管弦乐团。可以想象到这个具相当规模的西洋室内管弦乐团，在宫廷乐师的倾力演奏下，悠扬的乐音震撼恢宏宫殿，确是非同凡响，难怪让清朝皇族奉为天籁之音。
　　为了宫廷西洋乐团的演奏曲目让中国听众耳熟能详，德理格、鲁仲贤、魏继晋还以中国民间音乐作素材，再运用西洋技法配器。有记载的就有他们谱写的十六首适合西洋乐团演奏的曲目，其中有的还配有演唱的歌词。而在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年），澳门会传教士曾组织一个西洋乐团，在清朝宫廷中演奏当时风靡欧洲大陆的皮契尼创作的歌剧《赛乞娜》（《Cecchina》），这可能是清宫廷中西洋室内管弦乐团的巅峰之作。
　　真正有史可查的中提琴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海工部局乐团的中提琴声部。通常认为，上海工部局乐团始于1879年成立的租界公共乐队（Public Band），那时只是一支管乐队，所以自然是没有中提琴声部的。至1919年意大利人帕器（Mario Pacci，1878—1946年）执棒部局乐队时，仅有37人，其中欧洲乐手8位，菲律宾乐手29位。1921年8月，帕器从欧洲聘用的意大利小提琴手富华（Arrigo Foa，1900-1981年）等四位乐师到任。随后乐团的欧洲乐手人数逐渐增加。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大量贵族逃亡中国，先侨居哈尔滨，后有很多侨民移居上海，聚居于法租界，被上海人称为“白俄”，其中不少原俄罗斯宫廷乐手进入工部局乐队。其中就有优秀的中提琴家普渡世卡（Josef Podushka）。
　　普渡世卡（Josef Podudhka）
　　普渡世卡是奥地利人，但他长期生活在圣彼得堡，曾在俄国著名指挥家和低音提琴家库谢维茨基（koussevitsky Sergr，1874—1951年），以低音提琴开始他的音乐生涯。在俄国和法国站稳了指挥家的席位后，1924年担任美国波斯顿交响乐团指挥，直至1949年，在这期间，该团跻身世界超一流行列，他也在的乐队中任中提琴首席。由于Podushka自己没有起过中国名字，所以对于他姓名的翻译就有很多种，例如王人艺将其译为普渡世卡，李德伦将其译为普杜什卡，毛宇宽将其译为波杜什卡，还有波特斯卡、普鲁什卡等译名。普渡世卡在上海，除了工部局乐队的正常演出外，还与乐队首席富华、二提首席黎扶雪（M.Livshitz）、大提琴首席俄国人畲甫磋夫（I.Shevtzoff）组成了四重奏组，经常排演室内乐，此外，还教授了不少私人学生，包括王人艺、聂耳等，但都是小提琴专业，目前没有资料记载，他曾经教授过中提琴专业的中国学生。但无论如何，中提琴在上海发展的可考历史，被定格到了1921年左右。
　　中提琴在上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得以保留，更名为上海市交响乐团，而且薪资待遇较之过去有所提高，这让很多演奏员，尤其是外国演奏员也安心工作。9月1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改名为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10月26日，贺绿汀院长，向隅副院长正式到任就职，还有一位副院长是留任的谭抒真。27日马上召开了校务委员会，决定由贺绿汀兼任作曲系主任，谭抒真兼任管弦系主任，但除了谭抒真之外，音乐院居然没有一个小提琴教师，而谭抒真的行政工作又繁重，并无多少时间可以上课。情急之下，临时决定，外聘富华作为教授，院内则由向隅暂时兼任小提琴老师，同时尽快招聘合适人选。三天之后，在交响乐团任职的王人艺，答应兼任小提琴教师，小提琴专业算是勉强可以运转了。但在这种任课教师奇缺的情况下，中提琴专业的设立自然是不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在随后的几年中，管弦系的教师阵容有了改善，在二战中避难上海的犹太大师级小提琴家卫登堡（A.Wittenburg）兼任教授，陈又新、窦立勋、赵志华等先后来校任教，小提琴专业教学逐步走上了正轨。
　　据上海音乐学院教务系统的学籍档案显示，第一位中提琴专业学生是李德明，说起他以中提琴为专业，还颇有一段曲折：李德明1949年9月人学，随富华、赵志华学习，后因病休学，1953年重新归校上课时，由于程度跟不上，留级一年，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同时也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决定做一个尝试，让他将主课改为中提琴专业，由窦立勋带教，也算是特别培养。1954年，郑延益应谭抒真先生之邀回国任教。李德明转去随郑延益学习。
　　郑延益1923年出生于浙江慈溪。6岁学习小提琴，8岁时举家移居新加坡，11岁上台演奏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上海、重庆等地，在上海停留其间，进入国立音专随艾德勒学习，并加入了工部局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乐手，后还担任过重庆中华交响乐团副首席，于1948年再赴新加坡。他也是一位多面手，不仅教授小提琴、中提琴，甚至大提琴与管乐他也可以指点一二，自己还能够在学校乐队中担任打击乐，而且喜欢钻研，对于提琴演奏、训练，时时在摸索一些新的方法。1957年，李德明以中提琴专业顺利毕业。
　　《中提琴50年（上）》 谭抒真  著
　　除了窦立勋与郑延益之外，对上音中提琴专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还有谭抒真。他1907年6月10日生于山东省青岛市。早年先后就学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6年起，历任上海美专等校小提琴教师。1927年进入上海工部局乐队任演奏员，是进入该乐队的第一位中国提琴家。1928年赴日本，随捷克斯洛伐克小提琴家柯尼希深造。归国后继续在上海美专和工部局乐队从事教学和演奏。1947年起，任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1949年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虽然学院的行政工作很繁忙，但谭抒真一直很关心中提琴专业的发展，有时还亲自带教。尽管上述三位老师过去都没有专业演奏、教授过中提琴，但以他们对于小提琴的钻研，加上广博的见识，共同开启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中提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