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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化史“刘氏三杰”

2022-06-10 04:54:31


▲刘氏故居中堂


中国近代文化史“刘氏三杰”

 ——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

文\本刊  洪艺



编者按:


上世纪初,中国政治舞台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文化艺术领域也星汉灿烂,英杰辈出,其中来自江苏江阴的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三兄弟在新文化运动中荷戟前行,颇多建树,为白话文、新诗、语音学、考古、摄影、民族器乐演奏与制作创新、民族音乐创作等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奠基性的探索,被海内外誉为“刘氏三杰”。


“刘氏三杰”身世奇特,祖父刘汉是个读书人,33岁无子而殁。祖母夏氏无儿无女,孤身寡居,却立志重振门庭,在刘氏本家领养一个男孩刘宝珊,让他读私塾,考功名,期冀其延续刘家香火,出人头地。一个冬天,心地善良的夏氏又在冰河上拾得一个女婴抱回养育。后来,刘宝珊娶此女为妻,考中秀才,在江阴率先创办新型小学——翰墨林学堂。“刘氏三杰”便相继诞生在这个书香门第。


“五四”闯将刘半农


在“刘氏三杰”中,刘半农居长,1891年5月27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澄江镇西横街,原名寿彭。他一生追求真理,积极投身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在担任《新青年》杂志编辑时,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之革新》等震惊文坛的论著,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一位“闯将”。他开创了我国新诗流派“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她》等诗作影响甚广,同时,又是我国语音学及摄影理论奠基人。


少年才俊,同窗以与之相识为荣


青少年时代的刘半农便以聪明过人饮誉乡里。


1905年,14岁的刘半农从翰墨林小学毕业,以江阴考生第—名的成绩考取由八县联办的常州府中学堂。同期录取的还有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钱穆。某日,常州知府到学堂视察,临时出了一道命题作文考查学生。结果刘半农以第一名的成绩夺魁,得到知府嘉奖,获免一年学费及食宿费。此事传为美谈。


半农天资聪颖,在常州府中学堂第一年,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深受学监(校长)屠元博的喜爱。—次,刘半农到屠家拜访,偶遇屠校长的父亲屠敬山。屠敬山是远近闻名的史学家,交谈中,屠敬山发现这个少年才识出众,可堪造就,于是破例收他为弟子。


钱穆晚年回忆说:“不三月,寿彭连中三元,同学争以一识刘寿彭为荣。”


姻缘天作,鼓励未婚妻摒弃陋俗放天足


刘半农11岁那年,母亲带他到庵堂烧香,碰巧佛友朱家女人也带着两个女儿进庵许愿。朱家女人见半农相貌端正,聪明异常,满心欢喜,便向刘母说出了将长女朱惠许配半农的想法。朱惠比半农大3岁,已经出落成—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早慧的刘半农内心也喜欢上了这位小姐姐。刘母回家将此事说与丈夫,丈夫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表示反对。朱家却认准了这门亲事,诚恳地说,如嫌朱惠年龄大,就把小妹许配刘家。刘家只好领情应允。然而不久,朱家小女竟患病去世。朱家再提出把大女许配刘家,刘父最终同意了这桩亲事。


按照封建礼俗,男女订婚后很少见面,可天性闯荡的刘半农却不顾这些陈规陋俗,一有机会就往朱家跑。—次,朱惠在井台上打水,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并无意中露出了用红布裹着的双脚,半农见状很是心痛和气愤,回家后向父母表示坚决反对未婚妻缠足。后来两家达成一个折中协议:白天朱惠继续缠脚,晚上就悄悄放开。


元培识才,聘中学肄业青年做北大教授


中学毕业前一年,出于对学校保守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失望,有胆有识的刘半农做出了—个惊人举动:放弃大好前程,毅然退学。


退学后的刘半农只身前往上海,在报社和书局当编辑,并在《小说月报》《中华小说界》等期刊上发表译作和小说,英文侦探小说《福尔摩斯》就由他最先译成中文。由于国文功底好,再加上勤奋和才情,刘半农5年时间发表了40多篇通俗小说,受到许多读者追捧。为迎合读者口味,他给自己起了几个艳俗的名字,如半侬、寒星、范瑞奴等,而用得最多的笔名就是“半侬”。苏雪林晚年回忆说:“半侬的小说我仅拜读过三数篇,只觉得滑稽突梯,令人绝倒。”刘半农终于用一支笔为自己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1917年夏,刘半农从上海返回江阴,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度日艰难。就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他忽然接到一封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寄来的聘书,聘他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青年能到全国最高学府任教,真是喜从天降。原来,醉心于通俗小说创作的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受震动,对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主张极力支持,经常投书《新青年》为文学革命擂鼓助威。他在上海与《新青年》主编有过一次会面,慧眼识珠,向不拘一格选人才的蔡元培作了大力推荐。就这样,—个胸怀壮志的乡村青年,踏上了北京大学讲坛。那年,刘半农才26岁。


定名“半农”,褪去艳俗甘当新文化闯将


在向《新青年》投稿时,刘半农觉得自己以前用的笔名“半侬”俗不可耐,便毅然去掉“侬”字偏旁,改为“半农”,北大聘书便以 “刘半农”相称,从此“半农”成了他正式用名。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也是新文化思想的中心,同期在北大执教的还有钱玄同、周作人、胡适、等大批文化名人。进入北大后,刘半农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闯将,援笔撰写了多篇关于文学改良的檄文。他还与好友钱玄同几经策划,决定用“双簧戏”的手法,给予复古守旧派一次迎头痛击。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三号上忽然发表了一篇《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轩”,语体是文言的,且不用新式标点,以封建文化卫道士的口吻,列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罪状,极尽谩骂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发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记者“半农”之名与之针锋相对的白话文《复王敬轩书》,全信洋洋万余言,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驳斥。这一正一反两篇文章同时出现,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结果“旧式文人的丑算是出尽,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


“五四”运动爆发时,刘半农挺身而出支持青年学生。沈尹默曾撰文回忆,“五四”当日“半农坐守北大指挥部”,为学生们提供精神和物资支援,与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旅欧读博,拓荒语音学创造汉字“她”与“它”


在北大这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学府,像刘半农这样—位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教授难免被一些人视为另类。禀性孤傲的刘半农决意弥补这一缺憾,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他考取了公费赴英留学的资格,1920年2月7日偕妻女赴英留学。同年9月,刘半农在伦敦创作了一首抒情诗《教我如何不想她》,抒发思乡、怀旧的爱国情怀。诗中之“她”字为刘半农首创。汉字中之“他”本无男女之分,因此以前译著或写作时半农均感不便,考虑及此,反复琢磨,乃首创“她”字以作女性之第三人称。后来又发明了“它”。这两个字均得到社会认可,并载入字典沿用至今。


翌年因生活所迫,刘半农转入巴黎大学学习。他专攻在国内尚属空白的“语音实验”,因研究成果突出,经巴黎大学语言学院院长提名成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其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康士坦丁·伏尔内语音学专奖”。他也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的中国人。在巴黎学习期间,刘半农还利用业余时间抄录了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104件,辑成中国敦煌学发展史上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著作《敦煌掇琐》。


去伪存真,屈尊纡贵采访赛金花


有关赛金花的故事众说纷纭,有人把她说成“民族英雄”,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出卖肉体和灵魂的,有毁有誉。刘半农觉得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传奇人物,是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应该趁其在世时揭开事实真相,于是便亲自带着学生商鸿逵前往采访。人们说,堂堂的北大著名教授去采访—个名声不佳的老,此等事情只有率情率性的刘半农做得出来。


风烛残年的赛金花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刘半农会来采访她这样的人,非常激动,全面讲述自己的生平事迹。通过多次采访,再结合研究历史,刘半农基本拂去了蒙在赛金花身上的迷雾,还以本真面目。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本事》由其学生商鸿逵整理出版,颇具史料价值。


天妒英才,壮志空怀身先死


刘半农从法国学成归国后,在蔡元培的关心支持下,在北大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语音实验室,并在西北考古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他还制订了一个宏大的学术计划,决定完成一部《四声新谱》、一部《中国大字典》和一部《中国方言地图》。


授课之外,刘半农创作出版了《扬鞭集》《瓦釜集》《半农杂文》及中国最早的摄影理论专著《半农谈影》,编有《初期白话诗稿》,学术著作有《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另有译著《法国短篇小说集》《茶花女》等。


然而,“天妒英才”,1934年7月,刘半农在内蒙古考察方言时不幸染病,回京后因庸医误诊而耽搁治疗。病情危重之际,胡适和北大师生送半农到协和医院救治,终因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3岁。病逝后,极尽哀荣,灵柩覆盖北京大学三色校旗,蔡元培手书“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博士之铭旌”,蒋梦麟、胡适、马幼渔、杨仲子等北大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为其送殡。赛金花也一袭黑衣专程前往哀悼,一时传为奇谈。后来,鲁迅曾在《青年界》上发表《忆刘半农君》一文表示悼念。


刘半农灵柩暂庴于北海后门外嘉兴寺。后来,中法大学为刘半农、刘天华兄弟二人捐赠墓地,北京大学师生纷纷敬献奠仪修建陵园。1935年5月29日,灵柩安葬于北京西郊香山玉皇顶南岗,与先逝胞弟刘天华永远相伴。蔡元培撰写碑铭,墓碑由友人沈兼士、周作人、魏建功、马衡等合作完成。




国乐宗师刘天华


刘天华1895年2月4日生,原名寿椿,小刘半农4岁,对于传统中国音乐及民族乐器改革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


少年奇才,用音乐表达一腔热血


刘天华从小受到民间音乐熏陶,学习胡琴、箫、琵琶、筝等,表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1909年在常州中学读书期间,开始接触西洋铜管乐。辛亥革命爆发后,刘天华在家乡参加“江阴反满青年团”军乐队,执掌军号,鼓舞民众反清信心。


17岁时随兄去上海,考进上海开明剧社的乐队。在那里,刘天华更广泛地学习了各种西洋乐器。业余时间,他又加入万国音乐队,专门学习钢琴和小提琴,接触了西洋作曲理论,开始尝试用音乐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表达自己的一腔热血。


蚌病成珠,贫病交加中声名渐起


两年后,开明剧社解散,天华回到江阴,在小学担任音乐教师。1915年父亲去世,自己又患病、失业,在贫病交加中他自学二胡,开始酝酿处女作《病中吟》,抒发胸臆。


在家乡任教期间,刘天华常和熟习音乐的好友澈尘和尚探索研究民间音乐及佛乐,其后又在江阴组织了国乐研究会,向江南民间音乐家周少梅学习二胡、丝竹及锣鼓等音乐,向沈肇洲学习崇明派琵琶演奏,甚至还在暑期跑到河南向高人学习古琴,沿途寻访民间艺人,采集各地民间音乐,从而比较全面地认识到中国传统音乐精致典雅的神韵。当时,二胡主要是乞丐讨饭工具,俗有“千日琵琶万日弦,叫花子胡琴一筒烟”之说(意为一筒烟时间就可学会二胡)。可是,刘天华终于在家乡完成了既凄清婉约又充满抗争意味的二胡独奏曲《病中吟》,无论从作曲章法还是演奏技法均赋予二胡脱胎换骨的更新,可谓点铁成金,使二胡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乐器令人刮目相看,成为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

后来,他在母校江苏省立五中任教,组织成立了学校军乐队及丝竹乐队,并将两支乐队训练成为全省学校乐队之冠,到各地示范巡演并常到民间献艺,深受民众欢迎。


至此,刘天华的音乐才能声名远播。


受聘北大,才华天纵终成一代宗师


1922年,27岁的刘天华应蔡元培邀请北上,先后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北京女子高师和国立艺专音乐系科的二胡、琵琶、小提琴教授。任教期间,刘天华为改良民族乐器、创新民族音乐殚精竭虑,在中国音乐史上建树了举世公认的开创性、奠基性业绩。


乐器改良  鉴于传统乐器样式老旧,制作方法有欠科学,表现力薄弱,严重制约音乐表达效果,刘天华借鉴西方乐器,对传统的二胡、琵琶等进行科学、大胆的创新。他对二胡制造的材料、技术进行改造,为两根弦的定音标准制定规范,又增加了把位,第一次将三把位延伸到五把位以上,可释放出更好的音色及音量,大大提高了二胡的音乐表现力。他又根据音律十二平均律制作了新式琵琶,将琵琶的四相十品改革成六相十八品半,使琵琶具备了准确的音准并能演奏半音阶和转调,成为世界通用的十二平均律乐器。


通过科学创新,刘天华赋予二胡、琵琶这两件古老的民族乐器以全新的生命,确立了这两种乐器在中国民族乐器中的核心地位。


记谱改良 中国传统的乐谱记录方式和方法不发达不完备,使得古代音乐无法完整准确流传下来,直接影响了民族音乐歌舞的有效传承,造成中国传统音乐的枯萎、衰微。刘天华在《梅兰芳歌曲谱》序中尖锐指出:“乐之有谱,犹语言之有文字。我国音乐,肇自牺农,盛于有周,滥于唐宋,渊源不可谓不远。然牺农之乐固不可得而闻,即唐宋之乐,亦已渺无稽考。何者?记谱之法不完备也。”鉴此,他首先将五线谱中记录节奏、指法、强弱等符号融入传统的工尺谱之中,形成一套较完善而能通行的记谱方法,并依此整理出了《瀛州古调新谱》《佛曲谱》及《安次县哨子曲谱》等曲目。1930年,他还花了数月时间以听写记谱方式,为将赴美国演出的梅兰芳谱写成了五线谱的《梅兰芳歌曲谱》,记录梅兰芳美国巡演的京剧乐谱。这是中国最早以科学记谱法整理戏曲音乐的创举。


音乐创作 在音乐创作上,刘天华认为发展国乐“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另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他始终为“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理想而奋斗。如二胡曲《光明行》,凭藉雄壮有力的旋律表达了他对国乐改革美好前景的期望,在转调、音乐的结构及技巧上,采用了西洋音乐的一些要素,但仍保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他一共创作了十首二胡曲,包括《病中吟》《空山鸟语》《良宵》等,被称作“刘天华十大名曲”,还有三首琵琶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以及器乐合奏《变体新水令》等。这些音乐作品,从创作风格来讲皆为融合中西之作,不仅对于后来国乐作曲的发展发挥了引导性的示范作用,也成为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里程碑。


为了发掘整理民族音乐,刘天华对传统宫庭音乐、戏剧音乐努力探访,记录保存,对于说唱、锣鼓、民歌小调等曲谱,亦大量收集。他还常将街头卖唱艺人甚或吹拉行乞者请入家中,记录他们演唱、演奏的曲谱。刘天华之所以如此孜孜以求,目的只是为了能够建立一整套中国的音乐体系。


音乐推广 刘天华一生致力推广现代民族音乐,被誉为“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会通其间”的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他反对音乐成为“贵族们的玩具”,提出音乐“要顾及一般民众”。经刘天华倡导,二胡、琵琶被列入北大课程,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正式课目。他还编写出二胡、琵琶教程,使中国乐器如同西洋乐器一样,可以按正规教程学习弓法、指法、音准、节奏等技巧,被公认为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专业二胡学派的奠基人。1927年,刘天华发起成立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了《音乐杂志》(共10期),曾计划由国乐改进社的社员担任教师,实施国乐的义务教育。他还演奏录制了两张我国最早的二胡和琵琶唱片,作为保存与推广国乐之用。


天不假年,宗师早逝英灵葬香山


1932年6月1日,刘天华赴天桥收集锣鼓谱时不幸身染猩红热,罹病仅周余,6月8日晨即逝世,年仅37岁。灵柩暂厝于嘉兴寺。1935年5月29日,与兄刘半农一起安葬于香山碧云寺北门玉皇顶,墓碑正面由国学大师胡光炜题,碑阴则由篆刻名家杨仲子书写。




民乐大师刘北茂



刘北茂1903年出生于江阴县澄江镇西横街刘家老宅,排行第三,原名寿慈,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是刘天华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


由英语教授改任国乐教授


少年时代,刘北茂在两位兄长的引领下选择英语为日后发展方向,与后来成为著名语音学家的吕叔湘同学,同时在二哥天华的熏染下,经常接触二胡、笛子、琵琶等民族乐器和单簧管、小号、长笛等西洋乐器,显露了超常的音乐才华。1923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翌年又转学北京燕京大学英语系专攻英国文学。大学期间,一有闲暇便到二哥天华处学习二胡、琵琶等。26岁即成为北京大学英语教师,。至此,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三兄弟同在北大执教,成为北大历史上罕有之佳话。


天华去世时,北茂未到而立之年,英语已卓然成家。长兄半农对他讲:“你二哥子女尚年幼,他的学生中争气的也不多,看来你二哥的事业要你来继承了。”北茂7岁丧母,11岁丧父,由二位兄长抚养成人,长兄半农似严父,二兄天华似慈母,他对二位兄长有言必听。在半农的建议下北茂在继续从事大学英语教学的同时,逐渐把主要精力转向于音乐学习与实践并达到高超水平。,可在二兄天华逝世十周年之际,北茂毅然放弃英语教授席位,应聘设在四川农村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改任音乐教授。


舞台操琴演奏三十年


当年二兄逝世后,遵长兄之嘱,北茂开始发奋练琴,并特请当年为二哥制琴的名师为自己制作了一把二胡。因自幼即受天华影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北茂学起音乐来驾轻就熟,很快便成为二胡演奏的佼佼者。1935年,在纪念刘天华逝世3周年活动中,他在协和礼堂演奏了天华的处女作《病中吟》,因饱含对二哥的思念,再加上对乐曲理解深透和技巧娴熟,演奏得传情传神,自此一鸣惊人,蜚声乐坛。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国立音乐院,刘北茂以一把二胡当武器,经常在舞台上进行独奏,热情讴歌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传递黑暗终将过去、光明必将到来的信念。时有挑着菜担、粪篓的农民经过北茂窗前驻足倾听,常被他热情请进屋内共享音乐的美好。


1950年6月1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庆典上,刘北茂登台独奏了自己的代表作《汉江潮》和《小花鼓》,受到来自各路院校师生极为热烈的欢迎。,刘北茂的琴声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北京、天津、上海、安徽等地方台传遍祖国大地,产生了雅俗共赏、上通下达的强大艺术感染力。


尤值一提的是,解放后,二胡演奏从题材创作到艺术技巧全面创新、突破,涌现了大批新作,刘北茂对此喜出望外,颇感慰藉。1966年5月,在合肥师范学院举办的音乐会上,年逾花甲、白发苍苍的刘北茂成功地演奏了《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山村变了样》等技巧难度较高的新人新作,场面十分感人。岂料这次演奏竟是刘北茂最后一次登台,旋即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便铺天盖地而来,从此他被迫告别了舞台。可是,北茂每天依然用那把天华去世后他订制的二胡练琴作曲,直到去世。


为中华崛起谱写多彩旋律


北茂在继承天华二胡演奏事业的同时,也继承了音乐创作事业。


1940年他的处女作《汉江潮》问世,这首开山之作以悲壮激越的旋律,奔涌着作者在民族危难之秋忧国忧民的一腔热血,引起乐坛震撼,被音乐界泰斗吕骥先生评价为1937年至1949年间中国经典器乐作品中“唯一的一首民族器乐曲”。随后,又创作了表现军民同仇敌忾、满怀必胜信心的进行曲《前进操》、表现战争中盲艺人四处漂泊的凄楚而倔强的歌吟《漂泊者之歌》和洋溢着乐观主义情怀的《小花鼓》。这些曲子不仅深深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活跃了艰苦岁月的文化生活,也继承了刘天华先生的现实主义民族音乐创作道路,更开创了民族器乐创作直接表现民族历史与命运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刘北茂创作了《欢乐舞曲》《太阳照耀到祖国边疆》《欢送》《千里淮北赛江南》等二胡名曲。经吕骥推荐,1957年人民音乐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刘北茂二胡创作曲集》,后来多次再版。他还编写了《少年儿童二胡曲集》,。这些专著对我国二胡艺术的推广与普及作出了重大贡献。


退休后,刘北茂仍坚持创作,谱写了《缅怀》《迎朝辉》等曲目。1980年岁末,他在重病缠身之际,完成了《流芳曲》。     


刘北茂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首二胡独奏曲和练习曲,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每一乐句都是发自肺腑的倾述,将自己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和对人世沧桑的感悟用音乐语言倾诉出来,其作品被誉为“音诗”“史诗”,他被誉为“民族音乐大师”“人民音乐家”。


与许寿裳、于右任、、陶行知的情谊


刘北茂多才多艺,宅心仁厚,襟怀坦荡,极具人格魅力,博得了人们的真挚情谊。


“七七事变”后,应鲁迅挚友、著名学者许寿裳之邀,。其间,许寿裳与北茂家眷都不在身旁,他俩经常一起搭伙做饭,还经常“学问互补”,许教刘国学,刘教许英语,情同兄弟。1948年许在台湾遇害,令刘不胜唏嘘。


辛亥革命元老、,刘北茂为其演奏《光明行》《汉江潮》等乐曲,于右任深为感动,当场题词“民族的伟力、人格的光辉,都要经艰险危难中体现出来  北茂先生  右任”。于闻听北茂长子刘育亮被誉为“神童”,特别召见面试。不到十岁的育亮果然聪慧无比,对其提问对答如流,于先生大加赞赏,并连连称赞北茂教子有方。此后二人结为挚友。后来小育亮因劣质食油造成腹泻而于11岁早夭,于先生知悉后亲自题写碑文“神童刘育亮之墓”,以示痛惜叹惋之情。于先生很赏识北茂忠厚耿直的禀性与非凡的艺术才华,如久未相见便心生思念,常会差人来请北茂与其晤面,直至撤往台湾。


刘北茂先生在四川国立音乐院时,。当时,北平的堂侄和亲朋们纷纷来这里避乱,搞得家庭生活甚为拮据。北茂兼职的一所学校见状深表同情,便在本校又为他办了一份公教人员“米贴”。此事被人检举,,找北茂质询。熟料,北茂对此毫未文饰遮掩,坦承相告,令陈由气恼而理解,并由理解而钦佩。。1992年在首都筹办纪念“刘氏三杰”活动时,,在台湾亲自回函,对这次活动“深表祝贺”,并欣然题词嘱转“北茂先生之子育熙先生”,赞曰:“高山流水畴能嗣音,缅怀风范长忆人琴  北茂先生纪念文集  时年九十三


也是在四川时,教育家陶行知曾请刘北茂赴陪都重庆演奏,陶先生竟把自己的卧室让出请北茂下榻,并设宴请老舍等名流参加作陪。临别时,还诚请北茂来育才学校任教。尽管此事未果,但足见陶先生对北茂的敬重。



▲刘北茂先生与范文澜先生30年代于北大合影


人格高尚,爱国精忠无怨无悔


爱国、精忠是刘北茂的人格特征。


“七七事变”后,,他怒斥其人,表示坚决不为日伪做事,并称病怠课。未几,他从北平绕道上海、香港、云南、。 


1950年刘北茂随国立音乐院到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5年后即被借调到北京中国盲人训练班担任二胡教师。面对大部分在战争年代失明、没有音乐基础的盲人学员,他以满腔的爱心手把手指导,不断启发、诱导学员用耳朵、双手代替眼睛去感知世界与美好生活。经过刘北茂耐心严格的训练,盲童学校民乐队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邀成功录制了一组民乐合奏曲,成为中央台经常播放的保留节目。他还为学员甘柏林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关爱,使之成长为专业二胡演奏家,被誉为“活着的阿炳”。


刘北茂从盲校返回中央音乐学院不到一年,1958年3月又被借调到安徽艺术学院、合肥师范学院担任教授,原定借调3年,可是他一干就是13年,为民族音乐事业培养了大批专才。直到1971年春因双腿行走不便病退,68岁的刘北茂才从安徽回到北京。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回京后,刘北茂和老伴与儿子刘育熙一家蜗居在狭窄的筒子楼里,除了阅读、拉琴、创作外,还在那个较封闭的年代,义务为后来成为外交官的知青辅导英语,为《中国文学》《中国建设》《北京周报》等仅存的对外英语报刊纠错。


1981年刘北茂于北京病逝,享年78岁,骨灰安放于八宝山公墓。


从“五四”前夜到上世纪80年代,在波诡云谲的历史跨度中,刘氏三兄弟前赴后继,不断追求进步,以科学求实的精神,为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呕心沥血,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高尚品德和所走过的艰辛而光明之路。1990年5月,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政府为纪念“刘氏三杰”的历史贡献,利用刘氏后裔捐赠的刘家老宅建成了“刘氏兄弟纪念馆”,展示刘氏兄弟生平及大量手稿、实物,还珍藏着近代著名书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沈尹默等大师亲赠刘氏兄弟的书画等珍贵文物。


年复一年,海内外慕名前往江阴“刘氏兄弟纪念馆”的参观者络绎不绝,人们怀着崇敬与感佩,缅怀从这座江南古宅中走上中华文化历史舞台的刘氏三兄弟。





▲中间刘半农及夫人朱惠,后刘天华,前坐草地者刘北茂



一门三杰  江东独秀

 文\刘恋



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能称得上一门三杰的只有周氏三兄弟和刘氏三兄弟。然周氏兄弟反目,像刘氏兄弟这般兄友弟恭、弟承兄业、相互映照的真可算是江东独秀了。


大哥刘半农,是海内外知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也是我国语音学奠基人;二哥刘天华,现代民族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二胡学派的创始人。天不假年,半农先生、天华先生均是在壮年被恶疾夺去了生命。三弟刘北茂在二哥逝世后,继承其“改进国乐”的遗志,全力投入音乐教学、创作和演奏工作,成为一代民乐大师。




"顽童"刘半农


徐半梅在回忆与刘半农初次见面时写道,李君磐“领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到我面前说:‘这一个顽童,请你给他化下妆吧。’”


半农先生早慧,从4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6岁正式入学时,已能吟诗作对。26岁时,即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可谓少年得意。许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半农先生在为人处世上保留了一个赤子之心,鲁迅曾说半农“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这或许也就是李君磐用“顽童”二字介绍刘半农的缘由吧。


与钱玄同在《新青年》上上演的双簧戏,则体现了刘半农顽童的另一面—顽,且别出心裁。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以守旧派王敬轩为名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辑的一封信,一篇是刘半农以记者名义逐条驳斥的《复王敬轩书》。在文中,王敬轩自称曾留学日本学过法政,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历数新文学种种坏处,颇有复古派高高在上之风,称“提倡新学,流弊甚多”。《复王敬轩书》则针锋相对、逐一驳斥,洋洋万言,将新文学的观点酣畅淋漓地阐释了一番。这一场辩论旗帜鲜明,引发了强烈反响,新旧两派文人激烈辩论。最后,“新派则获得压倒性的辉煌胜利”。这场辩论影响至深,很多原本徘徊的人都倒向了新文化,苏雪林就坦诚自己是经此之后才成为新派文人的。



南沙中学半农图书馆


然而,这场影响深远的辩论却是刘半农与钱玄同精心策划的一场“双簧戏”。当时,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然而,如何将新文学运动的主张淋漓尽致且富有针对性地表达出来却是一个难题。刘半农想到了“双簧戏”的办法,并告诉了挚友钱玄同,邀其一道。钱玄同旧文学功底深厚,是扮演“王敬轩”之流的最佳人选。最初,钱玄同是不同意采用这种方式的,认为手法有些“不入流”。后经不住刘半农不断劝说,方才答应。这场辩论之后,旧文人再也不能对新文学抱有一种“漠然无睹”和“不屑置辩”的态度。苏雪林认为刘半农“虽不足与陈、胡方驾,却可与二周并驱。事实上,他对新文学所尽的气力,比之鲁迅兄弟只有多,不会少”,虽有过誉之嫌,却也不无道理。




“乐痴”刘天华


刘天华,比长兄刘半农小4岁。在其兄笔下,少时的刘天华“课业不异于人,而朴纳寡言语,攀攀兀兀,纯乎得学子之正”,性格“恒”“毅”,“择业已定,便悉全力以赴之”。正是这种性格,以及对民乐的执着与喜爱,成就了一代宗师。


刘家长辈并无懂音乐之人,所以刘天华幼时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但是,江阴地区民间音乐氛围浓郁,无论是红白喜事、春秋祭祀,还是僧家佛事,总会有民间艺人、僧人四处演奏。这种环境让刘天华还是“穿着开裆裤的胖墩墩”的小娃时,已经会“随着音乐的节拍和情绪手舞足蹈起来”了。长笛是刘天华最早掌握的乐器了,无论是在田间还是在室内,他随时随地都在吹长笛,倘祥在音乐之中。同村的人都说:“大概只有在蹲茅坑时,小天华才不能吹笛子吧!”


在吴歌越吟中,在江南的丝竹声中,小天华慢慢长大。得益于江阴丰富的民间音乐形式,刘天华不仅深深爱上了民乐,更形成了音乐“要顾及一般民众”的观点——终此一生,他都是这么做的。


与其兄一样,刘天华的文艺观是新派的。他热爱传统民乐,可也承认西方音乐某些过人之处,不断学习各种西方乐器和乐理知识,走的是“学兼中西”的路子。在其“改进国乐”的计划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就是立足于我国传统民族音乐,他大胆借鉴西方管弦乐器加以改良,希望能建立起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奏响有中国气派、风韵的中国交响乐。为了实现其改革民族乐器的宏愿,他四处奔波、寻师访友,搜集和保护各地民族音乐。


我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肇自牺农,盛于有周,滥于唐宋,渊源不可谓不远”,可惜我国传统的工尺谱“缺点尚多”,致使古乐大都失传,后人不可闻,成为绝响。为了更好地保护与传承民乐,刘天华改革了中国记谱法,将西方五线谱记谱法与工尺谱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整理的《梅兰芳歌曲谱》,是我国最早根据现场唱作记录的京剧曲谱;整理了崇明派传统琵琶曲十二首;他还记录了民间音乐《安次县吵子会乐谱》《佛曲谱》等。



刘天华全家和岳父殷可久


1932年5月30日,刘天华在北京天桥搜集锣鼓谱。第二天,感觉不适。初时并未放在心上,只以为是前一日搜集乐谱过于劳累所致,医生也只说是感冒。却不料,6月1日便一病不起了,医生这时才确诊为猩红热,注射血清,却仍不见效。至6月5日,“病大剧,发狂如虎吼”;7日,“神智苏醒”,医生称“希望与日俱增”,却未料到是回光返照;8日凌晨,“病乎剧变,体骤热,脉骤乱,眼上翻,右腹飞跳”,医生也素手无策,于8日5时20分撒手人寰。享年三十有七。


刘天华英年早逝,时人无不为之扼腕叹息。若天假之年,刘天华定能搜集、整理、创作更多的民族音乐。所幸,他有一个好弟弟——刘北茂。




“学霸”刘北茂


刘天华去世后,三弟刘北茂弟承兄业,弃文从艺,放弃自己的专业英文,从事民族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他甚至还为自己取了个名字“刘志华”——继承刘天华遗志之意。


刘北茂比刘半农小12岁,比刘天华年少8岁,与二位兄长年龄差距较大。在他少时,父母均已过世,因此在刘北茂的成长过程中,二位兄长影响至深,尤其是二哥刘天华。受到二哥的影响,刘北茂从小就热爱音乐,精通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但彼时,天茂并未想过将音乐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与二位兄长一样,刘北茂从小就表现出了极强的天赋,课业出众。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与刘北茂是常州中学的同班同学,他记忆中刘北茂尤爱英文课。二年级时,便开始读高尔斯密士(今译哥尔斯密)的《威克菲牧师传》——对于一个中学二年级的学生来说,这本英文名著实在是过于深奥了,至少吕老坦诚自己当时整整花了一个晚自习的时间,也没能读完一页。四年级时,他们已能熟练地阅读欧文的《见闻杂记》了,可见在英文课上花了很多心思与精力,进步神速。二人还曾比赛背诵《见闻杂记》中的一个短篇——《旅途》。中学毕业后,吕叔湘去了南京东南大学,刘北茂去了北平的燕京大学。1925年,二人在北京重聚,一见面,刘北茂就说“我现在能背The Voyage(《旅途》),不但能顺着背,还能倒着背”,吕叔湘只能拱手认输。最近有个热门词汇——学霸,指的是那些专注于学习,成绩超群的学生。刘北茂即是。


从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刘北茂先后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刘氏三兄弟皆曾在中国第一学府——北大任教,成为佳话。只是,这位英语老师有些特别,除了教授本专业英语课以外,他还兼任国乐老师。初入校的学生们都感到纳闷:怎么英语老师还管教二胡呢?


二哥天华去世十年后,刘北茂放弃西北联合大学英语副教授的教席,到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从事二胡教学——至此,他不再是一名专业的英文老师,而是将“改进国乐”作为了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北茂先生又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安徽艺术学院、安徽师范大学任职。曾经,他是专职的英文老师,兼任二胡老师;后来,他是专职的二胡老师,兼任英文老师。精通英、法语,也使得刘北茂在继承刘天华“改进国乐”事业上有得天独厚之处。他自己在教育学生时,也常说,从事民乐的应该学好英语,只有这样,方能更好地学习西洋音乐的长处,从而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研究、创作和演奏的水平。



江阴兴国塔


江阴有一座青年古塔,名为“兴国塔”,与刘家庭院遥遥相对。后来,军阀混战,古塔被打掉了半个塔尖,远远看去倒像是一支钢笔。江阴的父老乡亲们都说,正是因为笔尖对准了刘家,刘氏三杰方才能取得如此成就啊!此话自不足信,却也说明了大家对刘氏一门三杰的赞叹与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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