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色里的中国人文
——林谷芳北大演讲之一
“如果今天我们不是受限于西方的结构体系时，我们是不是也能像西方现代音乐家一样，看到我们音乐的特质。或者是重新发觉，其实我们的传统原本就有一个丰富的系统在那里。而不是在每一次“以西非中”的时候，一直认为我们不如西方。当然这种说法不代表我们要固步自封，而是在谈发展之前，我们有没有停下脚步，看看自己有多少东西。免得在发展时，不仅没把自己的东西好好整理，甚至把自己的东西丢弃。 ” ——林谷芳
在台湾有一个过世的知名声乐家。他有一天跟我说，林教授，能不能帮我们歌剧工作坊谈点东西。我先是推辞，不是因为谦辞，因为歌剧我是外行，不可能给他有多少帮助。他很客气地说，也许你能丢一些问题，刺激大家思考。后来我去了，面对台湾顶尖的十几个音乐家，我丢了两个问题给他们。其中之一是我提醒他们：一种唱法，也就是西洋美声唱法，占据了主流教育系统100年，这个社会还不照你的方式唱歌，到底是谁出了问题？是你们错了还是我们错了？我们常常容易得出一个轻率的结论，以为不这样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水平很低，整个音乐教育还不够扎实，这可能都是事实，但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唱法，对西方人是如此嘛，在我们文化体里搞了一百年，最后大多数人不会看五线谱，声乐之外的人都不会照那样唱歌，到底谁出了问题？显然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还好，那些音乐家还有反省力，最后他们说：可能是我们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他们问我，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我给了两个不同答案，也许也是问题吧。
关于音乐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牵涉到中国人的音色观问题。首先我提醒他们，我们看戏，生旦净末丑，他的发音部位不同，出来的音色也不同。这也就是中国人 为什么能“听戏”，因为每一个音色出来，我们就能确定她是旦角，是武旦、花旦、彩旦，但我们今天去听西洋歌剧，男声部分就只能是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之别，用音乐的讲法讲，它只有音区的差别，没有音色的差别。而你若要让中国人的戏曲，生旦净末丑同样一个发声，中国人戏会看不下去。所以要认识到音色在中国人的文化系统里发挥的角色。
第二个我提到音乐表现的问题。西方的音乐表现，是“理性”的表现。一个透过现象、穿越现象找到所谓的原则、本质的表现。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走向惟一的完美。你看歌剧《茶花女》，茶花女临将过世时，还是中气十足。而中国人在此就不然，听戏曲到这里，只有四个字：气若游丝。这不是说谁好谁坏的问题，我只想强调，如果你无法说服中国人、或打破中国人在音乐上坚持的特质，否则就不要怪中国人不接受你的东西。许多音乐家说这么好的歌剧为什么大家不接受是因为唱洋文嘛！那好，我们就做一出中文歌剧。于是有一次，一些音乐家做了一出中文歌剧《万里长城》。我们台北师范大学音乐学生去听了，回来后我问他们怎么样？他们说：不知道唱什么，不是不知唱什么内容，而是他唱的是意大利文还是中文我们都不晓得。问题在这里，中国人谈歌乐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字正腔圆。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觉得所有的歌乐都必须两个东西同时具显：一个是声情，声音的情感；一个是词情，文学的、歌词的世界。许多时候甚至必须是词情先于声情，才能真正动人。你违背了这个原则，中国人就会没感觉。这说明什么？就是有很多现象的存在，在解答音乐、文化的问题时，我们常在表面上看待一个现象的发生，而没有根底的思索：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也就是我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唱法教了这么久，我们还不会这么唱歌。
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大，会不会在整个中国艺术、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有很多问题，我们很少从根底上问它为什么如此，而不是在浮面的嫁接、表现比较上说，到底是中国高还是西洋高。当然，在一百多年来的西风东渐中，作为一个弱势的中国文化，其实我们已在无谓的比较中直接贬抑了自己传统的价值。而就音乐来说，这种隐匿与贬抑，很重要的一个是音色问题。
音色是什么
为什么要从音色说起？首先是因为中国音乐在这方面有其特质的表现。我想从音乐的表现基础说起。一般音乐是由哪几个部分构成的？简单地讲，我们可以把它分做：一个是音的本质，一个是音的流动及音的结合。而音的本质是什么？作为音的存在，它被认知的条件是什么。一般认为音被认知，是因为音高，尤其学西方音乐的朋友容易如此，视唱练耳在他那个系统变得非常精准而重要。美术界人一般在看画展时，不会说这是明度彩度几度，但在音乐界就要问你今天是调几度音，是440还是442，音高对音乐人的确很重要。至于音的流动主要是指旋律曲调的叙述。音的结合主要是指和声、对位等。在这三个区块里面，如果我们比较不同的音乐系统，会发觉大家对这三个区块的琢磨各有轻重不同。
就像你在中国水墨画里面要谈到一种丰富外相的色彩，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一般色彩的组合并不是它表现的重点。同样的，在西方古典绘画里面，看到线条的流动也不太可能，因为它是面与面结构的呈现。有些民族的音乐，会侧重音的流动。中国人就很在乎这种流动。跟我们在绘画里看到中国人表现的是一种线性艺术一样，中国人对旋律开展很敏锐。我举《梁祝》做例，《梁祝》如果从做曲法来看，手法都很简单，但它为什么能留下来，怎么一个主题一分多钟的东西它在做了二十几分钟的发展之后，每一寸都还那么美。你今天要让一个西方作曲家来做，他都觉得很难。他可以配器，比如《黄河》钢琴协奏曲《保卫黄河》那样，反复十次，旋律都没变。它在哪里变？在和声、配器上变。西方人重结合，而中国人不是，几乎是单向的旋律叙述，但你还觉得层层进展，缠绵悱测呢！一般来讲，不同民族，不同音乐系统会在这三个方面各有侧重。多数时候，我们谈到的都是后面两个区块，但是第一个区块大家都没有重视。其实，对音乐有了解的人都晓得，世界上其实不止有一个音阶系统。
音色是什么？用现在话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调查犯罪所用的那种声纹对比。这是认知一个音的最基础标准。比如我今天在这儿讲话，各位都不会注意到我的音高，因为我的音高不在“DOREMI”这些固定的音高里面，但你们一定会晓得我的音色。明天我谈不同的主题，你也一样会想到这就是林某人的声音。
这样一个基准，也就是我们在认知乐器上面为什么把这个叫小提琴、那个叫大提琴，这叫琵琶那叫二胡的原因。大提琴那么大，小提琴那么小，我们为什么叫它提琴，因为音色是相同的，音色为什么相同，是因为用共同的材质构成的，于是它们产生同质性的音色。如果我们认知一个音的基准是音色的话，那么任何音乐系统都应该追求它认为美的音色。一把小提琴为什么会贵到一、两百万美金，而一把烂的只有几十块，最大的差异是音色。所以在音乐的流动与结合中，要求一个美好的音色是所有音乐都追求的。但更进一步的问题在哪里？首先是：什么样的音色才是美好的音色？
举例讲，我在大陆买过非常好的CD，后来发现知名录音师录民族音乐时，大多数都录错了，他用听西方音乐的耳朵来录民族音乐时，民族乐器该有的自然、温润的音色就不见了，反而带有一种金属、亮丽的声音。因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好的音色？而第二个可能更重要的则是，到底有多少“好的音色”？会不会日本人要的音色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要的音色跟西方人不一样？这一点可能才是很多音乐之所以风格不一样、不同音乐系统在具现它内在生命情怀不同的一个最重要依据。如果是这样，会不会有多少音乐系统，也就有多少不同的音色呈现。这样的思索，在我做中国音乐研究中间，发觉答案是明显的。以这样一个切入点，可以透过音乐，解读更深厚的中国文化！
中国音乐里的音色表现
我认为中国音乐里的音色表现，不仅是富于特质的，而且是丰富的。中国音乐里的音色多元，我常用一句话说明它：无声不可入乐。比如说戏曲。宋元以来的戏曲是一门重要的表演艺术，在戏曲角色里你会发现，我们和西方有明显不同。生旦净末丑，发声部位不一样，出来的音色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没听他演些什么，那种形象的感觉就已出来了。一切那么直接，老生要苍朴，小生要手无缚鸡之力或半阴不阳。在中国戏曲，演老人就是老人的音色，小生就是小生的音色。再加上净角就更有趣了。千生万旦，一净难求，要声如洪钟，才会显出英雄或是大奸大恶的气概。中国人为什么能听戏，就是这样，我们即使闭着眼睛也能听出角色。一个丫鬟的音色和公主的音色会不一样。而你看《茶花女》，一个小姐和一个丫鬟没什么不同。这和好坏无关，中国人就是喜欢这样。我们甚至形成一个认知：一个角色不够分明的戏，就不是一个成型的大戏。
“无声不可入乐”在哪里能体现呢？就在中国打击音乐的丰富性上。打击乐在西方一直是边陲，一个交响乐团那么大，两三样稀稀松松的打击乐器，一直到近三十年，才渐渐把打击乐当成一个独立形态。在中国音乐里若去掉了打击乐，不晓得它要干嘛？从传统的钟磬一直到民间的锣鼓，没有这个东西就缺了一大块。中国的打击乐形式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我问过一位打击乐专家，中国的打击乐到底有多少？他说，宽松一点说是六百种，细分大概一千种。而打击乐最重要也可能最根底的表现就是音色。今天一个旦角出现时，一定要配小锣，很柔性，她唱：“奴家今年一十六”，柳枝轻摇，莲步细舞地走来，配上小“台”正合适，如果大锣“哐”一声，什么美感都没了。而中国的打击乐借用西方术语来说的话，它还有进行式和中止式！因此，梅兰芳都不敢得罪打鼓的，他不给你定最后一下亮相的“哐”，一迳地直打“台”（进行式），你脚都没法落，没法完成最后的亮相。中国的打击乐太精彩，精彩到早在汉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音乐形态。如《鸭子拌嘴》，全部是打击乐，你很容易想象是一群鸭子在吵架，非常形象对不对？像这样的音乐是唱不来的，因为它主要是音色的组合，而那个音色就是打击乐本身的声音。
中国人对音色的重视自先秦时候就已经存在。乐器分类，八音是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我们过去一些音乐学家说，这样的分类是不科学的。的确，它不像西方物理学式的分类，不按操作法分，所谓吹拉弹唱，也非结构分类。这种分类事实上是一种音色分类。因为不同材质会产生不同音色。所以过去“击鼓攻之”，“鸣金收兵”，非常清楚，绝对不会听错。
再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中国人音色系统丰富，那就是音色变化。一个音色变化丰富的乐器，才可能在中国音乐中担任重要角色。比如钢琴，表现力非常丰富，可恰好在音色这一环是缺变化的。放在中国，命运就受到影响。而中国乐器，我们先说古琴，有泛音，散音、按音的分别。像琵琶有四条弦，缠弦、老弦、中弦，子弦，子、中、老就非常有生命的味道。子弦有子弦的味道，孩子的世界是怎样，我只要这样在子弦弹一下《妆台秋思》，有点闺怨，有点撒娇，你就有感觉，对不对？属于在座各位大学生的感觉。但同样的音高、同样的结构，我们再来听中弦，一出来就是在座中年人的世界。再听老年，白头宫女话天宝的世界，对不对？哀莫大于心死。你看音高、旋律一样，只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四条弦上出了变化，我们可以从16岁走到66岁。所以看一个音乐家弹曲子，这个音到底要放到哪条弦，其实就决定了生命情境要放在哪个位置。
笛子在中国乐器里音色变化很特殊。我们晓得笛子内贴了一个竹膜，这就使得它产生一个有意思变化，听到低音区，竹膜声音明显变强，在听觉上，会感觉声源离我们近；遇到高音区，竹膜声会不见，我们听觉上会觉得它在远处。一首乐曲有高音低音，因此就会时远时近。为此，中国长笛也就产生一个不同于西洋长笛更特殊的空间感。如《妆台秋思》，让笛子不仅在音高上面可以有高低的表现，还会有前后纵深的效果，显得很立体。坦白说中国音乐这样的一种表现，放在西方音乐美学体系中是一个不良的表现，因为“音色不统一”，但是在中国它却是很优秀的。理由也一样，“音色多变化”。所以同样一种现象，因为不同的美学系统，就会得到不同的价值判断。比起西方，中国的音乐是多元的，它无声不可入乐，任何音色只要放在一个乐曲里面适当位置，一般认为的噪音也会成为乐音。像《霸王卸甲》、《十面埋伏》，如果没有那些“噪音”，战争像什么，像小女生打情骂俏，完全无力，对不对？而在西方，它对音色的讲究，比较趋向惟一的，某种特定美的追求。
中国音色表现的第二个更内涵的则是“音即一切”的音色观。就像我们在写书法，一个人的书法好坏，是具现在一笔上的，也就是音色的表达是在音色里就完成的，不需假借任何外在的旋律、曲式、结构的发展。音色里的实音、虚音、合音，就有层次。如《思春》，藉由一个音的五种音色变化就可以带出心有戚戚，但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倾吐出来的心情变化。一个音在这里事实上就具足了一切。
就中国音乐“音即一切”的音色特质，我想作几点简单介绍。我们刚才讲，任何音乐系统都有它喜欢的音色。中国音色虽然比较多元，但还是有它基础音色的存在。这基础音色跟桐木音色有关。中国人在音乐上比较不讲究共鸣，它要的是材质本身的音色。而梧桐软硬适中，较能传达出很淳厚中和的感觉，而在这点基础上再做变化。
中国音乐重视音的本质，以《阳春》为例，它所以有那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就因琵琶“多骨少肉”的音色，是不是？这首曲子不能拿到吉它上弹。也许当吉它弹出第二十个音时，它第一个音的共鸣恐怕还在那里。所以吉它很适合伴奏，而琵琶只能做主体的、独奏的表现。中国的乐器都有这个特色，它的音色虽然站在梧桐木的基础上面，但个性很清楚，颗粒很清楚地直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常说中国乐曲的音色是非常个性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再有，音色还常体现一个较音色更基底的角色出来。过去琴人讲，散音不动，像地；泛音空灵，像天；按音是人来变化它的，代表人。一个好的乐曲一定要在天地人中间得到协调。所有的古琴曲，一开始不是散音，就是泛音。最后的结束一定是泛音，为什么，因为散音代表地，泛音代表天，代表音乐来自天地。最后好的音乐，要回归于天。所谓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是
林谷芳简介：林谷芳，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上百次的往返于两岸之间，又曾以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副会长的身份率团参加两岸第一届的汉字艺术节，和学者田青、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做有关汉字的对话。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先生关于汉字的繁简，以及生僻字，从历史文化以及两岸文化观察的角度，积累了许多的想法。